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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中国的古代民窑瓷器一直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尤其是我国晚清时期陶瓷的器物，总能令我想起瓷器绘画以外的东西。晚清时期处于社会动荡和秃废时期，内忧外患的政权导致当时的陶瓷业逐渐衰弱。
由于晚清的统治者无能，财政紧缺，宫廷对历朝所重视的景德镇御窑厂事根本无逞顾及，因此即使是当时官窑瓷器其质量也是在不断地下降。在官窑日渐没落的同时，民窑更难见得精品。在民窑成瓷器中，大多传承传统纹样，如龙凤呈祥、万寿无疆、麒麟送子等。但纹饰绘画较前朝则更加简单化、图案化和程式化，其线条极为呆板平庸。
我在研究晚清民窑瓷绘的特点中，发现晚清民窑瓷器的题材很平庸。这与当时民间的制瓷艺匠们生活于民间有非常大的关系。他们熟悉传统习俗，了解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耳熟能详的民间事物成为其绘画题材，较之御窑的文人画，他们的想象更加大胆，思想更加广泛。一件件绘画并不精美却颇耐用的日用瓷，便因平常生活、平常景物及人民的愿望寄托于民窑瓷器中，使其具有一份不可多得的亲切与自然。而在器型上，晚清民窑的器形多是沿用传统的式样。主要器型有赏瓶、大罐、枕头、碗碟、茶壶、杯子等。晚清瓷器的造型大多都是呈饱满的形制，同时也有一些仿乾隆和康熙的造型。特别是在光绪时期非常推崇前朝瓷器，这时仿古瓷主要仿制康熙时期的青花、五彩鱼缸、大盘及瓶等。或许是因为国民经济水平的下降而使民窑瓷商不得不降低生产成本，以致艺匠们无能去创新。当然，光绪仿康熙瓷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其釉色与款识都相当逼真。如笔者收藏的一件清代光绪时期仿制康熙时期风格的郎红观音瓶，尚若不熟悉康熙朝的郎红釉色的话，还真会其造型所蒙骗误以为是康熙时期当朝的作品呢！
我经过数年的收藏经历，走访一些古玩市场和采访不少的古玩行家们，发现晚清瓷器，特别是民窑历来都不太受传统古瓷藏家们所追捧，以难登大雅之堂拒之门外。佛山资深青年古瓷收藏家吕荣恩曾告诉笔者：“国际古董拍卖市场上比较推崇清代中期以前的官窑瓷器，致使此类的古瓷器成交记录屡创高新。”他表示，“官窑收藏越发火热，藏者资金越发涌入”以致“官窑与民窑”价格差距甚大。晚清民窑古瓷在藏界拍场上几乎无人问津的本质原因：晚清当权朝野的文人雅士们非常推崇前朝的瓷器，古董商以此为趋利之道，大肆仿造了工艺不够精湛的“仿古瓷”以致后人在选择同类的古瓷收藏时，宁可贵买精瓷，也不贱买仿瓷。除了制造工艺水准不能与前朝的古瓷相媲美以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客观原因也是很值得根究的：当今的国际古董拍卖市场上，许多流传有序的高端古瓷拍品大部分都是在海外征集而来。这说明了，高端古瓷在当时就已经传到了海外，从而那时开始就间接地宣传了我国清代晚期以前的古瓷。这也恰好印证了著名古瓷鉴定专家庚宝昌先生所著的《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提到的：“列强入侵者大肆掠劫，前朝瓷器大晕散失，数量稀少，有的已成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价值可观。”
晚清时期内忧外患，处处受欺凌，不少古瓷国宝精粹被列强掠夺而流失于海外。由于古瓷流失海外的间接宣传，使我国清代晚期以前的古瓷价值一路飙升。致使在国力强盛的今天，国内掀起了一股锐不可当的收藏巨浪，点亮了前所未有的收藏信号灯，不断地涌向收藏界，纷纷从海外持宝人手中高价抢购这些古瓷。由于历史缘故而形成了这种“溜出去了，拼命追回来”的收藏模式，大概也是说明百年后的今天国人财富充足了，渐已清楚地意识到回归这些国宝的重要性。正如“文化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都各自在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为传承百年文化尽一份微薄之力。尽管这样，但负面影响也随之而来：不少的古董商唯利是图，不断地把晚清以前的国宝文物“高价”走私到国外，从而又长生了另外一批爱心藏家从国外高价收回来收藏。这无疑又使我国的文物市场变相地沦陷回了百年以前的晚清时期，只是角色和形式略有变动罢了。
百年前的晚清古瓷正是见证我国大清皇朝逐步衰弱走向完全毁灭的地狱之门，是一本本欲哭无泪的辅助史书。而此前的古瓷不断地流失，是一种耻辱；百年以后的的今天，部分古玩商把晚清以前的古瓷国宝献之外人，哪怕再多致力抢救海外流失文物的人力和财力，也没能算是真正属于自己国家的，这不也正是一种耻辱吗？此外，一味把眼光投向晚清以前的古瓷，从而忽视了这一时期的不也是一种遭际吗？然而，时间是一只墨笔，把世界涂抹得面目全非，阵阵的微风吹过大地，意味着一切都在消失，同时也意味着新的一切又即将要诞生，究竟是成了一幅无与伦比的山水画，还是成了一幅一塌糊涂的涂鸦之作，谁又说得清呢？这往往是一种费解却又清晰的令人遗憾和愉悦之至的存在。
清代晚期民窑表面的美丽古瓷在我们心中无法读出前朝官窑瓷器的至高无上，却可以明了它真正的内蕴--实质都只是大地上最普通的泥土。以笔者陋见：这代表着百年民俗文化的岁月莲花，岂容轻易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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