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位中国当代权威鉴定家的鉴定风格来看，谢稚柳的笔墨风格分析法，启功的文史文献考证法和傅熹年的器物图像考证法都有特殊的倾向性，并把各自的倾向性内容做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尽管如此，因为书画鉴定包含许多各个领域的知识内容，这种带有倾向个性的鉴定方法总是会顾此失彼，遭受质疑。徐邦达鉴定书画的手段相对来说是最丰富的，角度和依据也最多，技术的全面往往使得虽然大家对鉴定的结果会有分歧，但他提出的论证过程却很难让别人找出破绽，这是令人佩服的一点。但同时，相对其他几大鉴定家鉴定风格的个性鲜明、角度清晰，徐邦达的鉴定方法也应该说是最缺乏个性和最不具想像力的一种。徐邦达的研究方式要首先确立一个样板，再一一对应作品反映出的信息是否符合，考证符合或不符合的原因，得出解释。一旦心目中的样板有偏差或者作品反映出的信息很少，就很难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圆满的解释。这不同于谢稚柳的鉴定方法，即使作品表面表达的信息很少，他也会通过艺术家的想像力，合理地生发出许多依据和解释，并自圆其说。对比之下，这是徐邦达在鉴定研究中所缺乏的。
鉴定家在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差异——优势和劣势，其中的原因当然与前面所提到的，研究方法的差异与鉴定家所处的环境影响和个人的知识结构背景息息相关。谢稚柳虽然为上海博物馆的书画收藏和鉴定作出过卓越贡献，但他始终没有完全进入上海博物馆的编制，他的工作单位一直属于上海中国画院，其实他的真正身份应该是一位艺术家。而启功的主要身份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傅熹年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们与博物馆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都不处在博物馆的环境中。唯有徐邦达一直在博物馆从事专职的书画鉴定工作将近半个世纪，他的方法是最典型的博物馆式的研究，与国外博物馆的普遍研究方式一样，有博物馆背景的研究员侧重技术型的研究，接触的实物资料多，技术工作做得扎实，考证翔实，但往往视野比较窄，从微观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像有着艺术学、教育学、历史学、建筑学背景的谢、启、傅那样，不仅仅只站在鉴定的本身关注鉴定学，而是抽身于书画鉴定本身之外。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审视书画鉴定之学，会得出技术型操作难以达到的客观效果，这是被实践证明了的，也是许多研究者在现在正在逐渐意识到的。
当然，任何一种鉴定研究方法都有其长处与缺陷，在没有找到更为科学的鉴定方法以前，博物馆式的技术操作型的研究方法还是值得认真学习的主要方式之一，而以徐邦达为典型代表的技术经验加著录鉴定学派，也是矗立于众多当代书画鉴定学派中的一支最重要的水平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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