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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嗜酒之风:关于汉画像砖石上的酒事酒具

来源:澎湃新闻 | 作者:不详 | 时间:2019-12-10 | 浏览:1481次

  石婷婷

  汉代嗜酒之风尤盛,这不仅见诸史料记载,两汉墓葬出土的各式随葬酒器及部分酒类沉渣,皆可印证此观点。但“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欲得见汉人热衷酒事的各般细节,还属画中形象最直观、生动。汉画像砖、石作为汉代艺术的典型代表,其上所饰图像反映了时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人尚酒,因而酒事题材的作品自必不可少。

  汉画像砖主要分布在河南、四川二省;画像石则集中分布在山东、苏北一带,河南南部,陕北、晋西北地区和四川省四个区域,且基本涵盖画像砖所分布的地域范围。汉人嗜酒,无分南北,这从前述四地皆出土不少酒事题材的作品上便可得见。

  酒被汉人称为“天之美禄”,此时,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皆以饮酒为乐,因而出现如《汉书?食货志》所载“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王粲《酒赋》载“酒流尤多,群庶崇饮,日富月奢”等情境。汉画像砖、石是汉代的建墓用材,墓葬是生与死的对接,汉人秉承着“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在画像砖、石上刻画出自己期冀的阴间生活,它们或为逝者生前经历过的场景,或是其未曾体验过、内心却渴慕的生活。为满足自己能在冥界恣意饮酒的愿望,人们创造出各种表现宴饮、酿酒、沽酒题材的画像砖、石,对其上酒事图像内容予以分析,可概览时人的饮酒风尚,加深对汉代酒文化的认识。


  (西汉) 舞乐宴享画像, 纵64厘米 横138厘米,河南唐河县针织厂出土 南阳汉画馆藏

  

  从现有遗存来看,在汉代各类酒事题材的画像砖、石中,宴饮图像最为丰富。汉人如今人一样,既关注美酒香醇与否,亦重视宴饮时的环境体验。人们热衷在室内把酒言欢,也醉心于室外的推杯换盏。然而,受气候、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无论古今,室内摆宴总比室外便捷,所以表现室内宴饮场景的汉画像砖、石遗存更丰。

  这类作品在河南、山东、陕西、浙江与四川等多地皆有出土。其中,河南南阳汉画馆藏有西汉、东汉两幅《舞乐宴享画像》,二者生动地表现了两汉时期中原一代富室豪家的饮酒习尚。在西汉《舞乐宴享画像》中,共有14人,画面分上、中、下三层,每层皆置酒具,以示席间有酒。上层左有一人凭几端坐,一人坐其旁,挥动双手,似在讲话,中一人仰头举手跽坐,手持一物,其右为二壶与一鼓瑟者;中层左侧有三个奏乐者,中间置一盆形尊,尊右一女伎正舒展长袖扭腰而舞,一人在旁观之;下层中有二人相向而坐,持箸对博正酣,两人中间置一博局与一酒尊,其左边立一侍者,右有二人对坐闲聊,生动地表现了汉人放歌纵酒的喧嚣场面。与前者不同,东汉《舞乐宴享画像》中,并未过多表现席间的娱乐场景,而是着重刻画了酒席上的“下酒菜”。此图上部左有一人跽坐,右有二人鼓舞,人像之下为一案,案上置有一双耳杯和秀色可餐的肥鸭、大鱼、肉串等鲜美玉食。西晋左思《蜀都赋》载:“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金罍中坐,肴槅四陈。觞以清,鲜以紫鳞。羽爵执竞,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上之厉。纡长袖而屡舞,翩跹跹以裔裔。合樽促席,引满相罚,乐饮今夕,一醉累月。”此情此景,与图像中的宴饮场面正相对应。

  饰以宴饮图像的东汉画像砖、石遗存更多。其既有如西汉《舞乐宴享画像》中表现的众人醉酒纵歌之景,亦有二人对饮、一人独酌的场面。

  其中,表现众人室内豪饮的汉画像砖、石作品最多,如山东临沂市博物馆藏白庄出土的《宴饮、乐舞、车骑画像》,重庆市博物馆藏四川成都羊子山一号墓出土的《出行、宴乐画像》,四川省博物馆藏大邑安仁乡出土的东汉《宴饮画像砖》《舞乐杂技画像砖》与成都昭觉寺汉墓出土的东汉《宴乐画像砖》等,皆为此类作品。如在白庄《宴饮、乐舞、车骑画像》中,刻画了宴饮乐舞与车马出行两个场景。在宴饮乐舞图中,有倒立、抚琴、作长袖舞等表演者,亦有跽坐拍掌、执便面的观众。除此之外,还有一持形尊、一端圆盘、二抬壶的侍从,他们正准备向席间供应美酒佳肴,以侍主客。再如四川成都羊子山一号墓出土的《出行、宴乐画像》,亦刻画出一幅汉人酣饮作乐之景:左有厨役忙于炊事,旁有帷幔低垂,以示分隔空间,右侧为华堂盛宴,宴席之上,宾客如云。人们跽坐于席,席旁置多个长方形几案与各类酒具,右端伎乐伴奏,堂前罗列舞乐百戏。由此可见,汉人豪饮琼浆,佳肴美馔、乐舞百戏皆是佐饮的绝佳项目,如上二图,便是对汉代贵族宴饮生活的生动诠释。

  (东汉) 凤鸟、羽人、宴乐画像,纵82厘米 横183厘米,山东沂水韩家曲村出土 山东沂水县文物管理站藏

  除却这类表现众人咸集一堂、开怀痛饮的场景外,二人对饮图也是汉画像砖、石中的常见题材。如在陕西绥德四十铺镇出土的《墓门左框画像》中,清晰地刻画出宾客对饮、六博、投壶、席舞的娱乐场面,图像底部有一执便面背坐的侍者,似在恭候主人的遣使。汉人思想观念开放,酒事活动并不仅有男子参加,汉画像砖、石上表现男女对饮、把酒言欢的场面也不罕见。如四川省博物馆藏彭县太平乡出土的《宴饮画像砖》上,便刻画出男女相向对饮之景。酒席之上共有四人,左边一对男女举手作势,似做一种“赌酒”的游戏,右有一人站立执杖击鼓,似在“促饮”,一人与之呼应。四人席前置两尊、两案。由此可见,二人对饮的场面虽不宏大,但可供人们席间玩乐的游戏却丰富异常。

  众人广坐华堂之状、二人对饮自娱之景,表现了汉人嗜酒行乐的快意生活,而在汉画像砖、石上还有表现一人独酌的图景。如在山东沂水县文物管理站藏韩家曲村出土的《凤鸟、羽人、宴乐画像》中,主人席地而坐,面置一尊像与一多子奁,奁内盛放大小耳杯数个。主人正在自斟自饮,其右为一执便面的拜谒者,左立一执便面的侍从,他们两侧有倒立、跳丸、踏鼓、抚琴、吹排箫、作长袖舞等诸多表演者。此笙歌燕舞之景虽只为趋奉墓主一人,但庭前乐舞百戏比宴客场面还要奢华,如此恣意的酒人酒事,在汉画像砖、石图像中屡见不鲜。

  与前述各类室内饮酒图相比,表现汉人室外宴饮的画像砖、石所见无多,但少量的作品透露出汉人另一种饶有趣味的饮酒形式。在山东沂南县北寨村出土的东汉《收获宴享画像》中,刻画了其时鲁人庆贺秋收鼎盛的宴饮场景。此宴饮图分两组,左图表现一座五脊重檐粮仓与人们丰收的场面,其中粮堆上方,有二人冠服端坐于席上,前置杯、尊,似在监收;右图为庖厨宴饮之景,刻画了正在抬猪、椎牛、剥羊、烧灶、和面、切菜、沥酒、端盘等忙碌的人们,空隙之地,置有鱼案、面架、食物架及尊、壶、瓮等诸多酒具。汉代“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富足太平景象,以及地主庄园里的丰收酒宴情境,由此可见一斑。

  (东汉) 酿酒画像石,纵28.3厘米 横49.5厘米,四川成都西郊土桥镇出土 四川省博物馆藏

  汉人为在阴间继续享受美酒,故将酿酒之技、鬻酒之坊雕刻于画像砖、石上,希望它们可被带往冥界。因此各地便出现了一系列表现酿酒、沽酒题材的作品。与贵族宴饮题材不同,这类图像所反映的是汉代普通劳动人民与酒相关的生产、生活状态。《汉律》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统治阶级实施此类禁令的目的有二:一为禁止百姓无故聚众滥饮,以整治社会风气;二因酿酒会消耗大量粮食,适逢灾荒之年,禁令的颁发可有效节约食粮。受汉代刑律禁止无故饮酒的影响,加之民间物质条件所限,饮酒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仍为奢侈的享受,但如酿酒、鬻酒之事,百姓却可参与,这类题材的汉画像砖、石多地皆有。四川土桥出土的东汉《酿酒画像石》,山东诸城凉台出土的东汉《庖厨画像石》,以及河南密县打虎亭出土的东汉《酿造图画像石》等,是表现酿酒题材的作品。如在《酿造图画像石》上,表现了时人酿酒的诸多环节:在上排长方形的木案上,并列六个陶瓮,其内或许装有已被蒸煮过的酒米,经过发酵,便可将其酿成米酒。木案之下,并列四个撇口大盆与一尊一壶,应作承接瓮内淋出的米酒之用。木案右边伫立一人,似在观察瓮内酒米的发酵情况。器物下方的四人,一人持大口尖底布网作过滤酒糟态,一人正端盆向布袋内倾倒未经过滤的酒,一人正向壶内灌酒,还有一人蹲在瓮前查看酒的品相,四人周围布满尊、壶、瓮等酒器,足见汉代精细、繁复的酿酒技术。

  此时酿酒技术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酒业的迅猛发展,不同规模的酒肆作坊遍布全国,饰有沽酒、酒肆图像的画像砖、石由此成为反映汉代民间酒文化的直观图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与(文君)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着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讲述了西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到四川临邛,因贫困交加而变卖车马,后购一酒肆鬻酒,文君当垆、相如涤器,开办夫妻酒家的故事。这种女子前台当垆,男子舍后劳作,雇佣酒保帮工的民间酒肆经营模式此时常见,画像砖、石中便有这类题材作品。《中国美术全集》中刊印了一幅名为《酿酒》的画像砖拓片,原作藏于四川省博物馆,但其实为一方表现酒肆题材的作品。图中右有一座酒肆,屋前置垆,垆内摆设三个酒瓮。酒肆内有一大缸,缸前一人高卷宽袖,右手持一量器,左手扶于边沿,似在舀酒;其侧坐一当垆的梳髻女子,正与酒肆外的沽酒者对望交谈。画面左侧有一椎髻短衣者,手推载有方形容器的独轮车和一肩荷双壶的沽酒者,二人皆已购得美酒,正准备离去。此番图像仿佛再现“文君当垆”之景,且还原了时人“肩挑车载”的沽酒场面。同类题材在四川省博物馆藏彭县出土的东汉《酒肆画像砖》《羊尊酒肆画像砖》上皆可得见,图中具体情境,基本与前者肖似,故在此不一而足。

  (东汉) 舞乐宴享画像, 纵104厘米 横53厘米,河南南阳县出土 河南南阳汉画馆藏

  

  汉人饮酒,不仅重视宴席排场的恢宏大气,而且讲究所用酒具的实用美观。画像砖、石图像中的各式酒具,与墓葬出土的相关实物互为补充,共同玉成了彰显汉代酒文化的物质载体。

  在汉画像砖、石图像中,常见的酒具包括尊、壶、耳杯、卮、斗等。尊是汉代最主要的盛酒器,它有盆形、形两类。两种形制的尊皆有三足和圈足之分,其中,盆形尊以圈足者为多,形尊以三足样式为盛。结合出土实物来看,盆形尊多为陶器,日常直接放在地上使用,因其材料易得、制作成本较低、器型较大,在酒事活动中被用得更多,河南唐河县针织厂出土的西汉《舞乐宴享画像》、四川彭县太平乡出土的东汉《宴饮画像》、大邑安仁乡出土的东汉《宴饮画像》中的尊,皆为盆形。形尊多为金属质地,用时可直接置于地面,亦可托于承旋之上。前类使用方式见于四川省博物馆藏大邑安仁乡出土东汉《乐舞杂技画像砖》和成都昭觉寺出土东汉《宴乐画像砖》的图像之上,后一种使用方式可在山东沂南汉墓中室南壁横额西段画像中见到。据学者孙机考证,汉代形尊多用于盛放“酝酒”,此乃酒中珍品。因此,所盛佳酿的酒尊也一定制作精良,所以形尊被托于承旋之上,是为免去器皿与地面摩擦而造成的损坏,由此判定,形尊在汉代更受重视。需提及的是,斗、勺一类的挹酒器多与两种尊搭配使用。汉代斗、勺二字可以通假,有《仪礼?士冠礼》郑注“勺,尊斗也,所以酒也”为证。勺有短柄、长柄二种,在汉画像砖、石图像中,常以置于尊内、仅露把柄的形象出现。

  汉代还有一种精美考究的肖形尊,如四川省博物馆藏彭县出土的东汉《羊尊酒肆画像砖》上出现的三方羊尊。图像中,左有一座四阿顶式酒肆,酒肆右侧有一方案,上置两个羊尊与一方笥,画面右下方还有一人正手推载有羊尊的独轮车离去。在汉代肖形饮食器大为减少的情况下,能见此羊尊酒器,实属不易。图像中的三方羊尊造型洗练、挺拔,与河北省博物馆藏满城刘胜墓出土的西汉《青铜羊灯》造型如出一辙,可见羊的形象深受两汉时期不同地区人民的喜爱,这应与羊、祥音近,所蕴含的美好寓意相关。同时也反映出,汉代南北地区民间艺术交流的兴盛。

  汉人储酒用瓮与壶,二者形象在酿酒、酒肆图中时常出现。如前述河南密县打虎亭出土的东汉《酿造图画像石》的图像上,便有六个短颈、小口、圆腹的带盖平底陶瓮,它不仅可以储酒,也常用来贮存食物。古人生活方式多样灵活,一器多用的现象并不少见。此外,壶亦是汉画像砖、石酒事图像中常见的器皿,在唐河县针织厂出土的西汉《舞乐宴享画像》、白庄出土的东汉《宴饮、乐舞、车骑画像》和山东沂南县北寨村出土的东汉《收获宴享画像》中,壶的造型皆有肖似,其多呈壶口微侈、长颈、圆腹、高圈足状。其中,《收获宴享画像》中的壶,两侧有提梁,颈、腹部的带纹间饰有锯齿状纹、乳钉纹,这种式样的壶在汉墓中有实物出土。

  汉代饮酒用杯,但此杯非今日之杯。汉代的杯,仅指耳杯,它是古代达官贵人筵席间的高档酒具。又名“羽觞”的耳杯在战国中晚期数量已多,入汉更加风行,考古发掘中,漆、铜、陶材质的耳杯皆有出土,其在各类宴饮题材的汉画像砖、石中频频出现。耳杯既可单独或成双置于案上,亦可如韩家曲村出土的《凤鸟、羽人、宴乐画像》中所示一般,多个置于多子奁中,这既节省空间、便于携带,亦清洁卫生,美观实用,体现了古人巧妙的造物智慧,亦显露出汉人对实用美观的酒具的青睐。卮,是汉代的另一种酒杯,古人将商周时期的青铜觚转化为一种筒形杯,造就了卮的造型,出土的卮有陶、铜、银、漆等多种材质,在汉画像砖、石酒事图像中,它常被饮酒者握于手中,或置于地上。

  (东汉) 墓门左框画像,纵97厘米 横30厘米,陕西绥德四十铺镇出土

  综上所述,汉代画像砖、石虽多供逝者享用,但装饰其上的图像仍取材于现实生活,所以以宴饮、酿酒、沽酒为题材的画像砖、石图像,是当时社会生活不同阶层人群参与酒事活动的真实写照。汉代农业生产水平的进步,促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这为当时酒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在此之上,两汉之际的酿酒技术才可得以完善,贵族才有“一醉累月”的条件,平民才可依仗鬻酒为生。汉代文化开放包容,人们在酒事活动中,不仅在意酒汁美味与否,还重视与饮酒相应的物质环境与精神生活,因而出现了在室内外不同场地举酒作乐的画像砖、石图像,且发展出众多与酒相伴的娱乐活动。以观乐舞百戏、行各种酒令等喜闻乐见的方式,增加酒事活动的趣味性。此外,从汉画像砖、石上呈现的酒具及汉墓出土的实物来看,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从前种类繁多、装饰华缛的各类酒器,逐渐被品种较少,造型装饰洗练、简约的器物所取代,表现出汉人更关注便捷适用、更重视“人事”本身的生活态度。从当时南北不同地区相似的宴饮礼仪、相近的酒具造型,得见汉代以酒文化为代表的、各地风俗民情的互通有无。总之,汉代饮酒之风的盛行,关乎当时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对中国饮酒习俗的生成起到重要作用,这种影响,至今犹在。

  (本文转载自北京画院,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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