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某种目的或原因，将已经完工成形的玉器，改制成新器形的行为，在中国古代并不罕见。最著名的玉器改制，当属秦始皇将价值连城的“和氏璧”改为“传国玉玺”，据说“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篆书印文，出于李斯的手笔。当然，这里面传说的成分过重，经不起推敲，加之“和氏璧”与“传国玉玺”都没有传世，查无实证，只能当故事讲。
考古证据显示，玉器改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新石器时代。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与新华遗址，都出土了为数不少的改制玉器，只是许多被改制玉器原有的钻孔、射部及改制的切割痕迹都被有意遗留，并未碾磨消除，显示出粗放不羁的技法特征。迨至西周，玉器的改制现象更为多见，而且技法比之新石器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一些改制玉器上，还或多或少地遗留下改制的迹象，但若非细细观察，很容易忽略疏漏。
陕西长安张家坡60号墓出土的一件璜形玉龙，可视为西周改制玉器的典型范例。玉龙两面浅浮雕龙纹，一端为龙头，鼻、口、眼、角，均摹刻仔细;另一端龙尾，仅上角有一条刻纹。类似的玉龙，见于传世品，多有卷折的尾部。原来张家坡这件有头无尾的奇怪玉龙，是一件尾部断裂后重新磨制再加利用的改制玉器。
除了这类对破损旧器被动改制的情形外，西周玉器中，也颇多见主动改制的案例。比如，张家坡170号墓的凤鸟纹玉琮，是周人利用素面的齐家文化玉琮加刻西周时新纹样的。在诸多主动性改制的行为中，那些已完工的玉器成品，俨然沦落为“新工”玉器随意裁割的“老料”。
西周时期，被改制牺牲掉的玉器中，有大量商代乃至新石器时代的前朝旧玉，它们大多应来源于周初对商的俘获。文献记载，周武王伐商，俘获“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如此数量庞大的前朝旧玉，通过“分宝玉于伯叔之国”的形式，赏赐给了宗族功臣。有意思的是，周人改制前朝旧玉，并不彻底打磨消除前朝的痕迹，反而大多有意保留和利用前朝玉器的造型与纹饰，只在局部添加周人的时尚。这种做法，除了省时省料的因素外，可能还有一份胜利者的炫耀心态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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