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了犹未了。去年年底，河南方面宣布在河南安阳西高穴发掘出了曹操的大墓，从那之后，质疑的声音就始终没有停止过。1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举行“聚焦曹魏高陵”的公共考古论坛，以超豪华的专家阵容，从考古学的角度回应了公众对曹操墓的诸多疑问。论坛最后给出的“说法”是，根据考古学研究的方法可以初步断定西高穴大墓是曹操墓，但这又不是“盖棺论定”。至此，关于曹操墓真伪的争辩似乎又走入了一个死胡同。

　　考古发掘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课题，普通人按说是无由置喙的。但曹操墓争论从一开始似乎就被公共化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是，肯定曹操墓的都是殿堂级的专业人士，但无论他们给出是六大证据还是九大理由，好像都很难完全让旁观者信服。质疑曹操墓的则以考古学“边缘人士”为主，比如收藏家马未都、盗墓史研究学者倪方六等，他们看似外行的说法倒是更能博得看客的芳心。另有一些与考古完全不搭界的批评人士，他们忽略曹操墓的学术问题，从诛心论的角度直指安阳政府的发掘目的，并把曹操墓与“周老虎”相提并论，这样的针砭更是让考古人士如芒刺在背。总的说来，围绕曹操墓的争论基本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学术本身被悬搁，学术道德问题被放到了最显眼的地带。

　　如果不那么钻牛角尖、非要就曹操墓真伪吵个你死我活的话，围绕曹操墓的争论还是很有营养的。它至少在两个方面很有启示性。

　　首先，在地方利益和学术研究之间做出适当区隔，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势在必行。如果说曹操墓与“周老虎”之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地方政府都在其中扮演了过于积极的角色。“华南虎”的被发现，与陕西林业部门的积极操作大有干系。最终的做伪结论，让人们看到地方利益对学术发现的操纵往往超出常识、乃至进入一个荒谬的地步。安阳当地投入数百万元用于西高穴大墓的发掘，事后又传出要建博物馆的消息，甚至有人算出了一笔账，说曹操墓每年能给安阳带来几个亿的收入。所以这些动作和言论，都让曹操墓的出土染上了拉动地方经济的原罪色彩。它引起公众的质疑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如果曹操墓这种重大考古发现不能与地方利益和政府干预保持适当距离，学术独立就很难从程序上得以实现。曹操墓尚未完成田野作业，就对外界仓促宣布，应该说与地方政府的敦促不无关系，而这也构成了曹操墓结论的致命硬伤。

　　曹操墓引起的公众争论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也非常耐人寻味。其实大多数旁观者都有一种微妙的心态，一方面试图从正反两方面的大量资讯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另一方面又希望某个“最权威”的机构站出来一锤定音。这个“最权威”的机构最好比社科院考古所更权威，甚至比国家文物局还要权威，但它到底应该是什么，又似乎没有人知道。权威缺席和学术秩序紊乱，已经成为涉及公共利益的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普遍问题。这个问题在华南虎事件中已经有所反映。无论是植物学家、动物学家还是当地政府都无法让公众信服，人们最后把希望寄托在国家林业局身上。直到公安机关把周正龙抓了起来，并起获了相关证据，一场公案才似乎尘埃落定。那么，哪个机构才是曹操墓真伪的最后定调者呢？这好像成了考古学的一个痛脚。现行文物法规规定，考古发掘工作实行属地管理，这就意味着，曹操墓必然出现“属地争议”，也意味着“最权威”机构不可能出场。这也是社科院考古所公共论坛一再“自谦”的原因所在。不难想像的是，在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学术规范建立之前，背后蕴含着巨大商业利益的考古发现，都将笼罩在类似曹操墓的争论疑云之中。

　　必须承认，曹操墓和“周老虎”还是有着极大差异的。“周老虎”后面只站着一个农民和一众地方官员，曹操墓的发现却有着相对厚重的学术含量。人们可以怀疑地方政府的动机，却很难全面否定考古文物学者的学术良知和学术规范。理性一点看，曹操墓的真伪或许存在判断失误的可能，但做伪的空间着实不大。在现有证据无法对曹操墓做出盖棺论定结论的情形下，与其死揪着真伪问题不放，不如冷静反思为什么大家“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