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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文化解读的话语权
话语权作为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更多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对于权力的理解，以科尔曼为代表的“信任——权威”模式认为，权力只能存在于群体中，权力是个人基于利益的权衡由信任（尽管在具体个体上并不总表现如此）而出让对自身一定行动的控制所形成的外部管理约束机制，也就是说个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出让自身的一部分利益由他人掌控的一种社会行为。
那么我们普通人的话语权在那里哪？ 生活在开放时代的人们看到这个问题也许会感到奇怪，难道有谁把我们的嘴封起来不让我们说话吗？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此，关键是在你可以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和什么人、如何去说话，还有你说的话最终起到了什么作用。在很多方面，不同的人说的话可以说存在着极大的不同。人和人之间在生理“音量”方面，虽有差异，但毕竟不大；但是人们在社会话语的表达“音量”方面，却往往有天壤之别：有的人，一句话便可地动山摇；有的人，即使是拼死的呐喊，也显得悄无声息。这便是传播学中所谓的“社会话语权”的概念。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差别，是由不同的说话者的社会地位以及其在社会中所可能发挥的作用决定的。这种现象在中国的文博界和拍卖界表现的由为突出，文博界和拍卖界的一批所谓的专家在官方媒体上翻手云覆手雨，对中国的古代艺术品颠倒黑白，胡说八道，造谣惑众，他说真就真，他说假就假，他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不负责任的否定民间社会收藏，否定国家权威机构的科学检测，是否定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不利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利于文化建设。任何人都不允许在媒体公开场合砸毁法律认定的古物，以及尚未经法律认定的古代艺术品。，这是典型的利用政府的话语权欺骗公众。北大教授、著名国学学者乐黛云在岳麓书院“千年论坛”发表演讲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话语权”代表着某种“游戏规则”。 这个规则的实质就是指在社会上，谁有权说话，谁说的话能传达出去。人民大学授郑保卫教授站在新闻学的角度曾经这样定义“话语权”，指的是公民运用媒体对其关心的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及各种社会现象提出建议和发表意见的权利。从广义看，话语权是新闻自由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属于新闻自由权利中的“表达权”的一部分，是公民的一项不可让与和剥夺的民主权利。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是否拥有同等的话语权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因为在现实中，越是有钱或有权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和表达权。
西方哲学家塔西陀说：“当你能够感觉你愿意感觉的东西，能够说出你所感觉的东西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刻”。然而这种幸福的时刻却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得到的，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当今的中国文物的话语权掌握在一小撮文博汉奸的手里，他们在媒体上充斥的所谓的专家的鉴宝类节目和收藏类文章中对中国古代艺术品和收藏家的污蔑，污蔑它们为假的，高仿，臆造，他们在说这些话时全然不用看到艺术品，只凭听到这些东西的名字，就可以说出这东西是假的，胡说我国目前不仅古玩收藏市场混乱，古玩鉴定专家队伍更加混乱，胡说我国目前起码有几十亿件大大小小假文物在民间流转。胡说每次在一个地方举行鉴宝活动的古玩，90%以上都是假文物。其中品相好的，勉强称得上是仿古工艺品，胡说汉代玉凳，是大多数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假文物，是人造的赝品。胡说”现在之所以出现全国性的文物收藏热，是因为不少人幻想借此一夜暴，胡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还在民间流转的真文物已经太少了。现在的古玩市场，已经很难买到真正的古玩了。” 他们在公开场合宣称：＂现在中国收藏界是春秋战国时期，烽火弥漫＂。胡说“这几年和央枧这几年寻宝节目走遍全国各地，看了60万件藏品，98%是赝品”。他们 谁认真的研究过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状况。这和在媒体上富豪们向“处女”征婚的广告一样，抑或是私家汽车、公寓、别墅、游轮，乃至私人飞机的叫嚣，谁又能理解下岗职工的困窘，以及流落街头以捡破烂维持生存的苦老婆子的辛酸。有谁听到过乞讨者在电视上陈述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和看法吗？难道他们不会说话吗？他们没有说话的权利，或者说他们已经失去了说话的意愿，这些都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生存环境决定的。因为话语权从来都掌握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权力的一方。诸如“真实”，“真理”这样的东西究竟是不是无庸质疑，“真实”，“真理”其实都是在权力话语操纵下阐述的结果。掌握话语权的一方施加权利，被动的一方要么操纵同样的话语说话，要么以拒绝倾听和交谈来保持沉默。
现在的话语权确实是掌握在一些人的手里，他们是官僚阶级、外国老板和民族资产阶级。那么中国文物的话语权在谁手里哪？也是掌握在官僚，拍卖公司，所谓的专家手里， 不管愿不愿意承认，古董珍玩，特别是瓷器的话语权依旧牢牢的抓在了香港苏富比、佳士得这类国际性的大公司手中。通过这点我们可以看出谁有钱谁就有话语权，有钱就可以收买媒体，谁钱多就听谁的，通过媒体掌握话语权。中国国内的文物话语权掌握在一个是重考古重文化的文博体系，这是有国际性共识的科学知识体系，近代中国以陈万里、叶麟趾、史树青、冯先铭、叶喆民为代表，重文化、重考古实证的学术体系。
第二是解放初期收编的原古玩界人员为代表的商家经验知识体系，目前他们占有国家资源，一家独大、主导着中国文博业的绝对话语权，这体系以主观经验为基础，常常语出惊人，如“中国没有元青花”、“全世界元青花只有300件”、“民间没有珐琅彩”、“全世界汝瓷只有几十件”等等，拒绝了以文博界著名学者史树青先生国宝捐赠为代表的大批有识志士愿为祖国文博事业捐赠历史文化遗产的赤诚善举。这体系是旧体制的产物，它对民间社会成系列的古文化遗产持否定观点，是造成这些年大量出土文化外流的深层次原因，所造成的空前浩劫怎么评估也不为过。而广大的收藏家的话，你能听得到他们的话吗？听不到。因为什么？他们没有话语权，他们是现代中国收藏的“失语者”。因为在当代中国实行的市场经济商品社会下人们不可能享受到郑保卫教授所说的“公民的不可让与和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此时的民主，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尽管谁都可以说话，但每个人的说话，必须根据他的投资而传达到不同的范围。在商品社会，必须遵守一条规矩：言而无钱，传之不远；在专制社会，“官”的背景决定了你说的话的传播范围，无权无钱说也没用，或者根本就不敢说、不愿说。
然而“失语者”并非生来就没有发言的本能，就没有为自身的最基本权利去拚争的心愿，他们的“失语”只不过囿于特殊的社会环境的无奈的选择。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主动放弃说话的权利，所以在存在不平等的社会中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在专制社会不只是老百姓，就是下级官员也不可滥用话语权，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然而，弱势群体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话语权的争夺，给皇帝上万言书是一种形式，梁山聚义也是一种形式，中藏网的会员用网络也是一种形式，至于结果，则管不了那么许多。鲁迅讲得好：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他们在说些什么
说话要在一定的场合，通过一定的仪式、方式、形式加以强调，才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以达到其他人说话所达不到的效果。不同的人物出于不同的目的，在当今时代都在不遗余力地最大限度地使用着自己的话语权。有一段歌谣这样概括当今的发言者：电视经常炒领导，开会剪彩做报告，长篇大论多官话，实事一件难办到；小报经常炒明星，形象生动演艺精，摇头摆臀乱做态，嘴尖皮厚腹中空；广告经常炒大款，乐善好施心肠软，表面一副君子相，心狠手辣只弄钱；文博经常炒专家，人家不夸自己夸，互相吹嘘连环捧，你炒我来我炒他；国企经常炒经理，回天有术力无比，肥了方丈垮了庙，屁股一拍溜之急；书商经常炒学者，著书立说成果多，写书实为求职称，脱离实际话空说。 一段不长的民谣为我们勾勒出了活跃在当今社会舞台上的众生相，其中政治家的发言具有“无可争议”的性质，而商人或者专家的发言又不是“门外人”可以参透的。下面我们就以与我们百姓生活较为进的大众文化开始，看看文化人们在说些什么。
记得几十年前，毛主席批判文艺界时说，有一段时期，我们的舞台上全都成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全是死人，换句话说，文艺界当时的话语权，大多归了死人。而现在的文艺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固然是死而复活又开始说话，而且现在还没有死而垂死着的资产阶级，也开始大声说话，甚至声音越来越高，再加上其他的噪声，什么流氓阶层呀，小市民阶层呀，帮闲和扯淡阶层呀，二丑阶层呀，都在大声嚷嚷，吵得人什么都听不见了 。更有甚者，为了经济利益不惜糟踏祖先，荼毒青少年的行为在当今的文艺圈里也极为时髦和风光。为了迎合某些人的爱“黄”心理，不惜将把作为革命者形象代表的阿庆嫂变成风流成性、乱搞男女关系的阿庆嫂，把英姿飒爽的穆桂英变成美女出浴、风情万种的穆桂英以制造轰动效应。
而在我国文博系统撒下的关于中国文物的重重谎言，更象污染的空气一样在全世界蔓延，毒害着人民大脑，残害着人们的中枢神经，使人们无法对中国文物做出正确的认定，这谎言是文博的专家和拍卖公司的专家在这几十年通过媒体在中国人民中传播的，他们利用文物局系统利用权力，金钱控制媒体，这些年它们通过cctv鉴宝，北京电视台天下收藏，河南电视台的华豫之门，以及所有媒体上发布的收藏类节目向全世界传播，他们控制了话语权这谎言就是文物在博物馆和文物系统的或和文物系统有关系的机构，拍卖公司是真的，其他的在民间的文物是假的的说法，这谎言阻碍了中国文物被中国高层领导和普通老百姓认识，使国家和民间无法正常的交流，使中国的文物可以堂而皇之的以工艺品的名义出口到世界的任何国家，这谎言是由于文博界的极少数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所建立的，撒下了这谎言，可以和外界和上级领导说中国没有大量的文物流失，这样就掩盖了文物管理者在文物管理上的失职行为。这谎言是文物管理系统的领导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建立起来的，这谎言我们可以通过在文物局的会议上，文物局的领导要求史树青老先生为自己捐的青铜剑改口说是假的看出来，可以通过中央电视台诬陷孙学海老先生看出来，可以通过北京青年报胡说汉代黄玉梳妆台是坯州做的和汉代人不坐凳子的报道看出来，可以从北京电视台王刚挥舞的锤子上看出来，他们为让文物可以堂而皇之的出口，为了让自己的藏品显的稀少，就是故意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有毒的谎言迷惑、欺骗，使监管者和人民放松戒备，从而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目的。
如果说中国文化的“媚俗”有很多的经济因素在作怪，那么文博界腐败则尤其令人反感、遗憾，然后就是对之的鄙视。如果说从事文化工作的中、低级知识分子为了现实利益而出卖灵魂的话，那么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主要工作——学术研究的腐败则尤其令人痛心。学术研究的没落在当今的社会表现在“崇洋、媚内”和自身的腐败。崇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时下的一种潮流，学术界也概莫能外，似乎无可厚非之处，于是有了文物的出口转内销文物回流；媚内则表现在学术研究成了纯正的政治宣传的机器和应声虫，学者们在费尽心机的为统治者的“发明、创造”寻找各种各样的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文物局的领导为掩盖自己在行政上对古代艺术品管理上的失误，而让专家出来说所有出土的古代艺术品全是赝品，一时间表态式的发言、论文也成了学术成果，当然这些只不过是学者们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所采取的、可能的、“不得已”的措施。但他们建立自己的封闭的、独立的“文物学术王国”则令人不能忍受，这里是学术腐败滋生的温床，也是封杀学术创新的藩篱。学术腐败给人的感觉无处不在，类型也越来越多。诸如控制媒体、颠倒黑白、夸大高仿、徇私关照、拍卖垄断、虚假鉴定、框架学、出版伪论等等，花样翻新。但究其实质，无不是钻制度的空子来谋私利。更有一些人将手中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结合，互相整合，实现利益最大化 。
语言本来是人们用来交流信息、表达情感的载体工具，由于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的不同人为地造成了话语权与人类本体的不同程度的分离，形成话语使用上的非正常现象，其恶果是可想而知的。首先，有钱有势的人们拥有过多的话语权势必导致另外一部分人的话语权缺失，而这种缺失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穷人失语，是自古以来的常见病，得了这种病的后果不外乎两种：造反或者沉默。然而，随着失语者的增多那些拥有超级话语权的群体的话语是否就可以发挥更大、更积极的社会作用呢？现社会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对抗性意见的反驳，过剩的话语权只会增生出无聊、颓废、偏激和谬误。
文物学术腐败的危害则比其它类型的腐败更隐蔽和可恶。因为文物学术腐败破坏游戏规则，侵占学术资源，掌握学术话语权。实际上破坏了社会公正和学术风气，使中国的大量古代艺术品流失国外，使留在国内的古代艺术品变成赝品被人们当垃圾一样的丢掉，使中国人告别中国文化，危害尤大。对于时下乱哄哄中国文物领域你放唱罢我登场的话语局面，其作用可以用杜甫的诗来形容，那就是：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更何况他们的所谓话语远没有杜老先生所提到的几位人物的话语更有价值，只可能是说得快，烂得快；说得多，烂得多而已。诗人臧可家说过：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因此从现在开始中国的文物的话语权应该回到人民手里，回到保护中国文物并能够解读中国文化的收藏家手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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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2019/1/18 10:09:3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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