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文物鉴定收藏家史树青

本刊记者　云　菲

凭借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眼力,他在书画、瓷器、金石、碑帖等诸多领域均得心应手,被称为文物鉴定通才;作为尽人皆知的收藏家,他曾担任过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为民间收藏事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近日,记者专访了这位中国文物鉴定收藏界的大家——史树青。

走进史老家,史老用慈祥谦和的笑容表达着他的热情。虽已年逾八旬,但史老仍才思敏捷,当记者提出希望史老为本刊题词时,他欣然应允。题词写好后,史老觉得不满意,仔细对每一个字的平仄进行了核对,待修改好后重又写了一幅,完成时已是下午一点半,此时史老连午饭都还没有吃,其一丝不苟的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令人敬佩。记者以为,也许正是因为这份严谨与执著,史老才能取得今天这样令人瞩目的成就。

史树青出生在河北农村,年少时他的父亲在北京与人合开了一个丝线绸缎铺,史树青便跟随父亲来到了北京。由于父亲很喜欢字画之类的古物,耳濡目染,史树青也对收藏产生了兴趣。恰巧他就读的师范大学附中就在琉璃厂附近,于是他和父亲就成为了那里的常客,久而久之,史树青凭借着独到的眼力赢得了校长张鸿来“书画常教老眼花,鉴藏少年独名家”的赞誉。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从事文物收藏是源于家学影响,但据我所知,您在大学时代并没有读历史系,而是在中文系学习,为什么会这样选择?

史树青(以下简称“史”):我从小就爱好历史和文学,当时虽然有历史系,但文学和文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史也分不了家,而且文学比历史更宽泛,所以就选择了中文系。1945年从辅仁大学毕业时,我遵循校长陈垣搞鉴定一定要学历史的建议和自己的意愿,开始攻读历史组研究生,这下就都读全了。

记:琉璃厂是您接触文物收藏的启蒙之地,年少时您就在那里练就了不凡的眼力,读大学后,随着知识和阅历的增长,琉璃厂更成为您锻炼眼力的实践场所吧。

史:是的,不过有一段时间我离开了北京。读研究生以后,我一边上学,一边在北京一所私立中学教书。抗战胜利后,沈阳一所大学请我去做中文系讲师。我经常到当地古董店,看到了不少好东西,一是日本人在中国购买,投降后没来得及带走的文物,还有古董商从伪皇宫所在地长春买来的溥仪从故宫带出的珍藏,这些国宝都流散在沈阳的大小古董铺中。印象最深的是很多故宫旧藏,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一幅清代的《四季花卉》,除此以外,还有很多。我们建议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组织收购,但由于经费不足,使得这些国宝大多被有钱的收藏家买走了。我一个教员没有多少钱,只能买一些便宜货,但却在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长了很多经验。

1948年,史树青结束了沈阳的生活。回到北京的史树青起初想继续教书,但没有成行。当时辅仁大学的余嘉锡先生建议他到历史博物馆工作,而立之年的史树青第一次跨进了博物馆大门,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谈起在博物馆的那些岁月,史树青至今历历在目。他说:“那么多年,难忘的事情太多了。”

记:刚进博物馆时您担任什么职务?

史:我是补缺去的,当时历史博物馆有个秘书退休,所以我那时做秘书,主要工作就是到库房里看看东西,还有就是接待观众参观。

记:那时博物馆里宝贝多吗?

史:当时历史博物馆属于南京中央博物院直辖,东西不少,但宝贝不多,有些是出土文物,有些是民间传世的藏品,质量都不太高。解放后,历史博物馆被共产党接管了,藏品一律登记造册,我也作为留用人员继续在博物馆工作。期间,还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我还记得入学的题目是《论为人民服务》。

记:可以说您一直牢记并践行着这句话,无论是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时从事文物藏品征集保管、陈列工作,随金缕玉衣等国宝赴海外展出,还是参加河南郑州二里岗商周战国遗址等发掘调查,都尽心尽力,倾其所能,尤其是您多次为国家觅得稀世珍宝。

史:是呀,让我最为得意的就是与那两件成吉思汗文物结下的缘分。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从小学同学那里用三五块钱为馆里购得一件成吉思汗画像。起初我和馆里的领导、同事都没太在意,从字体和纸张判断,认为它只是一幅明人的摹本。直到1962年,张珩、谢稚柳等几位专家对馆藏书画进行鉴定时,才一致认定这是元朝的,也是发现的现存最早的一幅成吉思汗画像。另一件则是一块巴掌大小的腰牌。一天,一个人拿着这个腰牌来博物馆鉴定出售,接待的同志说是赝品。正好我从门外进来,问清缘由后,我看见牌子正面和背面分别刻有汉字和契丹文,是成吉思汗的圣旨金牌。正好赶上中午,我请他吃饭,问他要价多少,他说1万。下午我找来馆长,馆长也认为是假的,就没有要。此后半年时间,我仍不死心,后经多方打听找到河北博物馆,他们认为是真的,但嫌太贵了。于是,我立即找到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几经周折,最终花了两万五才将这块金牌征集到我们馆。

还有一次,我与一位贾教授聊天,他听说我能鉴定文物,就请我帮忙看看他家的藏品,其中一本册页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元朝赵孟頫写给侄子的一封信。我当即对他说,这很值钱,保护好。他说,如果是真的您就帮我卖了吧,能买台彩电就行。我想正好给博物馆,拿到馆里,同事也都认为不错,最后用五六百元收购了。在进行文物登记时,这本册页被定为一级品,我们还在上面发现了两个字“二元”,应该是解放前花两元钱买的。

记:您多次用很便宜的价钱为国家征集到国宝,您自己也搞收藏,就没想到留下来吗?

史:那可不行,咱不能“劫道”啊,只要有好东西就给博物馆。

史树青爱捡漏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走到哪儿逛到哪儿就捡到哪儿,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场都留下了他的身影,而且每一次大都有所收获。在采访中,他还不只一次提议想和记者一道去报国寺逛逛。但是,一旦捡到有分量的宝贝,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捐献给国家。

记:中学时您就在琉璃厂捡漏,花两毛钱买了一张邱逢甲的画一直是圈内的美谈,您怎么看待捡漏?

史:我就好这个,捡漏是收藏的一大乐趣,但得懂行,旧货市场有很多便宜货,商贩当假的卖,我就当真的买。以前、现在我都经常去淘,我家现在存的几百张字画都很便宜,但全是好东西。

记:最近有什么收获吗?

史:去年在襄樊一个古玩市场,看到一对明朝万历年间的烛台不错,我用250元买了一个,同去的人买了一个,虽然是民窑的,但做工很细,我推测是武当山佛堂使用的。前不久,我又在报国寺花300元买了一件明宣德年造的铜炉,便宜得连铜钱都不够,尤其是上面的文字很有意思,是阿拉伯文,应当是回族人用的。

记:您把许多珍藏都捐赠给了国家,像邱逢甲的画、海瑞的书法,这些文物如今都保存在博物馆,您还记得总共捐了多少件吗?都是一级文物吗?

史:有一二百件吧,连我父亲去世后留下的一些收藏我也捐了,一级品不少,起码都在二级以上。这两年我淘到几件东西,因为真伪争议,想捐而没有达成心愿。对此,我感到很难过,也很委屈。不过,我的愿望不会因此而改变,只要博物馆需要、展览需要我就捐。

正是由于对史树青鉴宝的仰慕,现在每天慕名而来,到史树青家中请求鉴定的收藏爱好者络绎不绝。就在记者采访期间,先后有几拨人登门拜访。“这本册页一看就是染的,将新纸染成旧颜色,画的风格也不对。”一幅赝品被史树青一眼就看出来了。

记:据说,经您手鉴定的文物多达100万件以上,谈谈您鉴定时的一些故事吧。

史: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海南成立民族博物馆,请我去鉴定。在众多文物中有一枚银印,大家都认不出其上的内容,更不知是什么意思。据博物馆的人说,这是当地一家人捡到后以一块钱的价格卖给了别人,然后被拿到博物馆的。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后来终于查到了,上面有4个字“朱廬执珪”,由此断定这是汉朝任命海南地方官的官印,说明海南岛在汉朝时就属于中央政府管辖,后来这枚印章被定为了一级文物。

记:这样的事情有很多吧。在您现在鉴定的文物中,占比例最大的是哪类?

史:找我鉴定最多的是书画作品,很多人都喜好书画,收藏者比较多。

记:对于现在鉴定界您最担忧的问题是什么?

史:好多东西拿不准,有人说真,有人说假,争议非常多,主要还是缺乏人才。一是培养不够,另一方面是有些人没读多少书却自以为是,文物鉴定都快成为“绝学”了,后继乏人。搞文物鉴定不读书不成,只有读书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文物,读书很重要。比如书画鉴定,至少要记住几千个书画家的名号,还有他们的关系网,都得清楚。我提倡文物鉴定必须要三结合,就是文物与文献相结合,现存文物与出土文物相结合,眼学和科学相结合。

记:您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史: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看书,很多书我都看不过来,不光读以前的书,还有新出版的,我是杂览。

如今,史老社会活动很多,日程排得满满的,忙得不亦乐乎,一本最新著作《金石书画鉴定集》也即将与收藏爱好者见面。古稀之年的史老仍然心系后继,为中国文物鉴定和收藏事业孜孜不倦、不遗余力地工作着,同时也享受着自己丰富多彩的鉴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