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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权力的市场化看中国文物的绝望（上篇）
作者：马世川
刘汉算是倒下了，这个横行于四川的江湖大佬，在购得权力的使用权之后，接着就把他的商业帝国推向极处，400亿的家当，足可以呼风唤雨。
在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度，在一个权力完全市场化的国度，明摆着的结论就是，钱有多少，权力就有多少，这两者往往是相互帮衬的，没有权力就没有金钱，同理，没有金钱就没有权力。
如果说，中国大地仅仅是一个刘汉集团那也就罢了，恐惧的是，除此之外，上至北平，下至羊城，这样的巨无霸无所不在，今天的刘汉仅仅是权利与财富相捆绑的一个范本，而其背后，有无以计数诸如此类的集团。
对今日的国民来说，除了搭上刘汉此类的大船，要不然，你就死无葬身之地。绝望，这是最底层中国人的最基本的生命体验。十几年的对非正义的纵容，完全将党的些许形象败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除了绝望，中国人你还剩什么？
将资源牢牢掌控在权力的左手，就意味着源源不断地财富滑入右手。在中国，遍地都是权力的身影，即使对于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来说，权力最终会成为其生存的噩梦。肆无忌惮的拆迁，将安居乐业的理想彻底打碎，与此同时，你根本就没有对等谈判的机会。
美国人抱怨中国的人权，而过去十年，无论高层有多么嘴硬，人权的大倒退早已不言自明。用财政支付和扩大劳教的"维稳"，最终会将中国推向失稳的边缘。
大清王朝的最后阶段，从帝制改良到君主立宪，反反复复几十年，人杀了不少，可就是没能拉住那辆腐朽的战车滑向深渊，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改比不改好，主动改比被动改好，早改比晚改好。
看看文物，从上世纪末开始，中国靠劳动力的低成本和地下资源的禀赋，一举获得了空前的财富，此时此刻，中国文物第一次引来了国人的侧目，当二次大战的伤痕早已被修复的时候，欧美以及日本早已经步入到另一个文明的时代。
财富不仅仅限于真金白银，而是更多地赋予了广泛的内涵，遍及于世界零零总总的博物馆，成为一个国家文明和富有的标志，而其中的文物又是财富的象征。国门终于打开，晚了半个世纪的文物意识的觉醒，在国力基石上得以支撑，于是两个集团出现了，一个是体制，一个是江湖，另一个则微不足道，那就是民间。
实际上，我不止一次的说过，对于一个毫无背景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来说，博物馆是你干的？拍卖公司是你干的？结果如何？我的说法还会有错？
在权力背景之下，文物局几乎掌控了任何一件东西的话语权，拍卖公司掌握了文物的定价权，这两者看起来互不相干，一个是政府，一个是公司，但是，细心起来，你一准就会发现，本来两个人，其实就是一个，或者说，其实就是一伙。
这与今日的刘汉一样，即便是公司，也只有成为权力的附属，你才能发迹，真正意义上说，甭管刘汉的公司多么强悍，实际上，他就是周家帝国的邦国而已。
今天的拍行也一样，甭管你多么辉煌，也只是文物部门的一碟小菜，或者说，就是权力的全资子公司。
当然也有例外，当另一股跨界的权力和资本势力强行介入的时候，文物帝国的秩序就会打乱，一方面是互相倾轧，另一方面就是利益均沾和妥协，近年来的刘1000的事情就做出了诠释，一方面打破了旧有的平衡，另一方面还要合作过关，一方面文物部门的信誉尽丧，话语不再灵便，另一方面局外的权利和资本不再唯马首是瞻。
于是乎，光靠旧有的专家光环，不足以招来足够的现金流，于是，另起炉灶，就有了保利，匡时，云朵轩。
这其实就是中国的文物江湖，本来文物部门的权利和资金就十分有限，除了十一五的570亿，再加上狼多肉少，财政上的分割，光靠体制内的财政拨款早已杯水车薪，而靠质次价高的艺术品来聚纳钱财的社会零售更是捉襟见肘，那么，狗与狗的战争就是必然。
回想起苏轼的《功甫帖》，走出了一条非常危险的曲线，一个很是弱智的样本，试图将其捧上云天，本来想依托苏富比的威望运作一把，给出一个资本标价，然后装进那个所谓的博物馆，然后作为有价资产，包装上市，出售给股民套现。
看看准备在香港上市的保利拍卖公司，除了原有的拍行本身，还有匡时，还有刘1000的龙美术馆，当然不缺《功甫帖》。这些资产一旦打包，运作上市，那么，即使是一坨大粪也会被千万股民消化，只要理解到这个程度，那么，在权利和资本的面前，文物还有真假？文物还有高低？
当一个故宫的专业人员，以能否得到嘉德拍卖的认可作为文物品质的评判的时候，他们其实早就忘却了脸面，至于其学术和评价还有信赖可言？想想看，体制之内堕落到何种程度，江湖之上又是如何凶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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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2016/9/18 17:17:0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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