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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唐青花”有关问题与马未都先生商榷
就“唐青花”有关问题与马未都先生商榷
母 智 德
马未都先生堪称中国民间收藏群体里的一位“无畏”者。之所以如此，除了他的自身原因外，某些不知出于何种动机的媒体人士动用公共媒体资源，不切实际的宣传、鼓噪、吹捧，使马未都先生“一讲成名”，变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收藏大家”、名扬天下的“鉴定专家”，也许更是使马未都变成“马无畏”的重要原因吧。正因为如此，不管懂、还是不懂，研究过、还是没有研究过，马先生都敢对历史上所有的古陶瓷开口发表议论，提笔撰写文章。无论业界官员、媒体人士，抑或收藏大众，往往是见其人若“高山仰止”、推崇备至，读其文视“甘饴蜜糖”、欣然接受。他说得对，倒是好事；散布了谬论，如果不加纠正，那便会谬种流传，贻害无穷。所以，即便对马先生这样的“大人物”，也有“去伪存真”、勘误纠错的必要。
本文仅就马未都先生对“唐青花”所散布的某些观点，与其进行商榷。
马先生曾经通过《北京商报》以《“唐青花”不是“青花瓷”鼻祖》为题，对“唐青花”发表了一番议论。
马未都先生提出：“青花瓷的要素，第一就是必须高岭土烧制，这决定了它的胎细和质地；第二，必须是以金属钴为成色剂，在高温下烧制，一次呈现蓝色，而且最低温度要达到1200度以上；第三，严格一点说，出产区域不该超过景德镇范围。”马先生对青花瓷“三要素”的定论，可以肯定地说全盘皆谬，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
众所周知，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简称青花。
对于“青花瓷”这一概念，《简明陶瓷词典》是这样定义的：“白地蓝花瓷的专称。典型青花器系用钴料在瓷坯上描绘纹饰，然后施透明釉，在高温中一次烧成。”《中国古陶瓷图典》则称：“瓷器高温釉下彩之一，是白地青花瓷器的专称。用含氧化钴的钴土矿为原料，在瓷器胎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已故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一书中提出了“青花瓷”的“三要素”，即：一是洁白的瓷胎和纯净的透明釉；二是运用钴料生产蓝白相间的图案花纹；三是熟练掌握釉下彩绘工艺技术。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炳先生在《青花瓷的起始年代》一文中提出了青花瓷的“五要素”：一是高温烧成的素肌玉骨的白瓷胎；二是施高温透明白釉；三是青花原料为氧化钴；四是用毛笔以氧化钴在素胎上描绘纹饰；五是在绘好纹饰的胎体上施釉，高温烧成的釉下彩。
不管“三要素”、“五要素”，青花瓷是“白地”亦即“白胎”，这一点是无容置疑的。也许在马先生的“智库”里，只有高岭土才能烧制出白胎瓷器的错误存储，抑或为了不落窠臼、突显自己的创新精神，便“标新立异”地提出了：青花瓷“必须高岭土烧制”的新奇观点。请问，在中国陶瓷的烧造工艺中，是不是只有高岭土才能烧制出白胎瓷器呢？事实绝非如此。早在隋唐时期，北方的许多窑口，例如邢窑、巩县窑就已烧造出精美的白瓷器物；尤其是邢窑，在隋代便能烧制出“透影白瓷”。但是，这些白胎器物，并不是用高岭土烧制的，而是以“瓷石”或含氧化铝较高的粘土烧成的。冯祥茂先生应“中国非金属矿床地质委员会”、“中国沉积地质专业委员会”、“中国土壤学会”的联合约请，在长期的科学研究、实验分析的基础上撰写的、并于1981年10月29日在“中国第一届粘土学术会”上宣读的《高岭土史考》（此文后被刊登在《景德镇硅酸盐学会会刊》）一文的“第九章·结论”里写道：“景德镇五代出现的优异的白瓷一直到南宋的芒口影青瓷，均采用瓷石类型的原料制胎。”又说：“高岭土引进瓷胎与二元配方法(即瓷石加高岭的制胎法)确立的年代，至迟在元泰定间(十四世纪20年代)，但不会早于元初。”也就是说，元代以前景德镇烧制的优质白瓷，并不是用高岭土，而只用“瓷石”作为制胎的原料。即使到了元代，景德镇烧制白瓷也是采用的“二元配方”，即在瓷石中添部分高岭土作为制胎的原料，绝不是纯粹用高岭土烧制白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陈尧成、张志刚先生在《景德镇历代青花瓷胎、釉用原料》一文里更是明确指出：“通过分析证明，元、明代青花瓷胎的配料大致是高岭土10——25%,瓷石90——75%,而清代配料是高岭土30——60%,瓷石70——40%。”（《陶瓷导报》1984年02期）由此可见，马未都先生所谓青花瓷的第一要素“必须高岭土烧制”的观点是违反客观事实的，是不符合青花瓷烧造工艺的，是不能成立的。
马未都先生给青花瓷定论的第二个要素是：“必须是以金属钴为成色剂”，这更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从古至今、国内国外，没有听说过“用金属钴为成色剂”能够烧制出青花瓷器的。至少，一般的古陶瓷收藏研究者都知道，在中国古代，烧制青花瓷所用的呈色剂——钴料，一般为：平等青、石子青、回青、浙料、珠明料以及进口的苏麻尼青，这些青花钴料无一不是含有钴氧化物的矿物原料，绝不是金属钴。即使是清末宣统时期开始使用的价格低廉、发色漂浮的化学青料，亦称“洋蓝”，也是用化学制品的氧化钴配置而成的。作为青花呈色剂的氧化钴，它的原生矿物是一种含有氧化钴、氧化锰、氧化铁和其它多种氧化物的伴生矿。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把与钴矿性状相近的矿石叫做“无名异”、“无名子”。
作为金属钴，它的拉丁文（cobaltum）原意是“地下恶魔”。数百年前，在德国萨克森州一个规模很大的银铜多金属矿床开采中心，矿工们发现有一种外表似银的矿石，并试图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金属。结果不但未能提炼出值钱的金属，反而使工人中了毒。人们认为这是“地下恶魔”在作祟，便在教堂里诵读祈祷文，为工友们解脱“地下恶魔”的迫害。这个“地下恶魔”其实就是辉钴矿。1753年，瑞典化学家格·波朗特（G.Brandt）从辉钴矿中分离出浅玫瑰色的灰色金属；1780年，瑞典化学家伯格曼（T.Bergman）把这种金属钴确定为元素的一种。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外才开始金属钴的工业化加工提炼，1904年全世界金属钴的产量仅仅只有16吨；而在我国，直至1954年才开始试验性地加工提炼金属钴。也就是说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金属钴。按照马先生“必须是以金属钴为成色剂”的论定来推断，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才具备了青花瓷的生产条件，也就是说中国青花瓷的生产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能进行。这与中国陶瓷的烧造史相符合吗？人们能够接受吗？更何况钴是一种熔点高、化学稳定性良好的磁性硬金属，主要用于制造合金，也用来生产各种化合形态的化工原料，根本不能直接用作“青花瓷”的呈色剂。所以，马先生“必须是以金属钴为成色剂”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我认为，马先生在研究青花瓷时，至少没有认真研读过几篇有关的文章，而完全是想当然地做学问，才会得出如此不负责任的结论。我在前面已经列举到的：《简明陶瓷词典》里说：“典型青花器系用钴料在瓷坯上描绘纹饰”，《中国古陶瓷图典》则称：“用含氧化钴的钴土矿为原料在瓷器胎体上描绘纹饰”，冯先铭先生在青花瓷的“三要素”里说：“运用钴料生产蓝白相间的图案花纹”，李辉炳先生在其青花瓷的“五要素”中则说：“青花原料为氧化钴”。在谈到青花瓷的呈色剂时，都说的是“钴料”、“氧化钴”，或“含氧化钴的钴土矿”，绝没有“金属钴”一说。
至于马未都先生给青花瓷界定的第三个要素——“出产区域不该超过景德镇范围”，则更是令人啼笑皆非，替马先生害臊。在中国，自古至今，从南到北、由东至西，烧制青花瓷的窑口何止万千？怎么唯独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才算青花瓷；超出了景德镇范围的其他所有地区烧制的青花瓷，就不是青花瓷了呢？作为名震环宇的马未都先生实在不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为了否定“唐青花”，竟敢仰仗自己的“声望”，妄图用一句话把景德镇以外烧制的所有青花瓷一口气给吹得“灰飞烟灭”。真揣摩不出他老先生是如何想的、怎么敢在世人面前发表如此荒唐的议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啊！
正因为马未都先生在对青花瓷“要素“的认识上，发生了根本性错误，所以当谈到“唐青花”时，才有了如下一番言论。他说：“我认为唐青花跟真正的青花没有关系，中间并没有质地、色彩等传承关系”，“要说唐青花是青花瓷的老祖宗，那就得跟青花瓷原产地景德镇瓷器做一下对比。我在市场上看到的一些完整的唐青花，质地上跟真正的青花瓷有很大区别。偶然相似不能证明什么，孤立的个案也不能成为‘源头说’。好多唐青花就是一些类似唐三彩的釉陶，连瓷器都不是”。马先生还说：“如果一定要说那是唐青花，那我也只能说，此青花非彼青花，市面上的唐青花跟学术界认定的元代以来的青花瓷，不能扯在一堆说”，甚至宣称：“唐青花是商家借助概念造势，试图把青花瓷的历史再进行‘翻案’”。 由于说这番话的人是马未都先生，又有权威媒体加以宣传，而且还是在国家已经确认唐青花存在以后发表的言论，影响颇大，很有必要加以廓清。
首先，必须弄清楚“唐青花”究竟存不存在。
国内首次发现“唐青花”，始于1975年对扬州唐城遗址的考古发掘，1977年《文物》杂志第9期刊载的《扬州唐城1975年考古工作简报》正式披露了这一消息。1985年《文物》杂志又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扬州新发现的唐代青花瓷残片资料，在扬州三元路工地发现唐青花的考古调查资料也同期发表。特别是1985年第10期《文物》杂志刊载的文化部扬州培训中心编发的《扬州新发现的唐代青花瓷片概述》一文，系统地公布了扬州唐城考古中发现的唐代青花瓷片资料，并首次公布了对这一批唐代青花瓷片的科学鉴定和研究成果，尤其令国内外关注和振奋的是，《概述》一文首次确认了唐代青花瓷的存在。由此，不仅奠定了对中国唐青花认知的基础，结束了中国青花瓷源于何时的争论，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唐青花的深入讨论与研究。
“唐青花”处在中国青花瓷发展史的源头、滥觞期，因而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初创阶段的工艺痕迹，与已经发展到成熟时期的青花瓷相比，在许多地方还显得比较“稚嫩”。本人通过对大量的唐代青花器实物的系统研究发现，仅从唐青花制作工艺的角度看，既有红胎、灰胎，也有白胎；胎体上有施化妆土的，也有不施化妆土的；由于胎体的配方和施彩的工艺不同，其烧成温度也有很大区别，所以就出现了有的器物属于低温陶质胎，有的是中温的半陶半瓷胎，有的则达到了高温的瓷质胎；在釉料的配制上，有适用于中、低温陶瓷的氧化铅釉，也有用于中、高温陶瓷的钙碱釉；在施釉工艺上，有先用中、高温烧制素胎，用钴料装点纹饰后，再罩以透明的低温釉二次烧成，也有在灰质坯胎上施一层白色的化妆土，然后施篮彩，再上一层钙碱釉，高温一次烧成；使用钴料描绘纹饰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有单独使用点彩或洒彩的、有点洒结合施彩的，还有涂抹法施彩、蜡撷法施彩以及用毛笔描绘纹饰图案的；在施釉的工艺上，既有釉上彩、也有釉下彩。正是这些特征，充分表现出唐青花作为青花瓷发展历史上的初创期，工艺技术尚处于不断探索、不断改进、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鲜明时代特征。同时，也正是这些特征无可辩驳地昭示：青花瓷的发展史，同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都必然遵循发生、发展、优化及至成熟的不可逾越的客观规律。一蹴而就、一步登天的事，世界上是绝不可能存在的。某些专家所说的：“根据元代景德镇的制瓷能力和条件，完全能够创制并很快形成比较成熟的青花瓷器，不需要有一个试烧、改进、发展、提高的成长过程”，“中国青花瓷的源头就在元代的景德镇”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对于中国古陶瓷的研究是十分有害的。
人的认识是建立在客观存在的基础之上的，所以随着新生事物的出现，以及一些不曾为人们所认知的新领域的不断被揭示，人们的固有观念也应随之改变和更新。也就是说，随着唐青花的被发现和被确认，对于“青花瓷”的概念也应随之予以修正。为此，我们提出了“青花器”的概念。“青花器”的概念，较之“青花瓷”，其内涵相对较小，而其外延则相对较大。“青花瓷”这一概念，只能周延元代以后已经发展成熟的白地蓝彩瓷器，没有、也不可能反映中国“青花”发展历史的全貌；而“青花器”，它既可包涵唐青花中的白地蓝彩陶质器、白地蓝彩半陶半瓷器以及白地蓝彩瓷质器，还能涵盖自唐代直至当今的所有白地蓝彩陶瓷器，诸如唐青花、宋青花、元青花、明代青花、清代青花、民国青花乃至当今各地、各窑口生产的所有白地蓝彩瓷器。
说到这里，我们应当强调、而且必须弄清楚“青花器”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青花器”与“青花瓷”在本质特征这个决定一切事物性质的核心问题上，究竟有没有区别？
我们认为，“青花”作为中国古陶瓷发展史中一个独立的品种，其本质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那就是：第一、必须是白胎；第二、必须是用含氧化钴的原料作呈色剂，在白胎上描绘图案纹饰。只要具备了这两个要素，在烧成的器物上就能产生蓝、白相间、明净素雅的视觉效果，而被冠之以“青花”的称谓。也正是受这两个要素的制约，“青花器”才能够有别于其它陶瓷品种而自成一体，成为中国古陶瓷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至于“纯净的透明釉”、“高温烧制”、“熟练掌握釉下彩绘工艺技术”等等，则不应是“青花器”和“青花瓷”所独具的本质属性，而是多种、多类古陶瓷所具有的共性。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用上述那几个非本质的特征去给古陶瓷分类，就不可能把青花器同其它彩绘陶瓷区别开来。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在完全满足“纯净的透明釉”、“高温烧制”、“熟练掌握釉下彩绘工艺技术”等工艺条件的情况下，只是把呈色剂的钴料换成氧化铜或者氧化铁，烧出来的就不可能是“白地蓝彩”的青花器，而是“白地绿彩”或“白地黑彩”、“白地黄褐彩”陶瓷器了。由此可见，胎质和釉质的精细洁净程度、施釉的方法、烧成温度的高低等等，只是青花器产生的外部条件，是外因；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所以我们认为，“唐青花”同成熟的“青花瓷”，其本质是没有区别的，都是同种、同类的白地钴蓝彩陶瓷器。只不过两者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出现了一些符合客观规律的、非本质的区别而已。所以我认为，马先生所谓“唐青花跟真正的青花没有关系，中间并没有质地、色彩等传承关系”的言论，显得太过武断、太过浅薄。
众所周知，世界上的任何事物、自然界的任何物种、人类社会的任何产品的分类，都是由它们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而任何事物、任何物种、乃至任何产品，都必然要经历一个发生、发展、成长、优化及至成熟的过程，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例如，苹果之所以成为苹果，那是因为它的本质属性有别于其它任何水果。苹果花谢了，刚刚结出的指头般大小的果实叫苹果；成熟了、红透了的苹果，也叫苹果。难道我们能够只承认成熟了的苹果才叫苹果，而刚结出的、青涩的、尚不能食用的苹果就不叫苹果了吗？人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就是“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尚未出生的胎儿、还在襁褓中的婴儿，甚至刚刚上幼稚园的儿童，他们“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吗？回答是肯定的：暂时不能。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据此就下结论说，胎儿、婴儿、幼儿就不是人呢？胎儿、婴儿、幼儿之所以是人，因为他们都具有人的本质属性，只不过要成为“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人，还需要一个成长、学习的过程。我们之所以认定“唐青花”就是“青花”？那是因为唐青花具备了“青花器”白地钴蓝彩的本质属性，只不过它们尚处于滥觞之期，在某些工艺技术上还有待进一步改进、提高和完善罢了。所以，我认为，不承认“唐青花”是“青花”，就如同不承认尚未成熟的苹果也是苹果，还没有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婴幼儿同样是人的逻辑一样，是站不住脚的、有害的，是不能被接受的。
宣称“唐青花是商家借助概念造势，试图把青花瓷的历史再进行‘翻案’”的马未都先生，也许才真正是意欲借助混淆概念造势、给自己脸上贴金、妄图阻止国人对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青花瓷的源头——“唐青花”的深入探索与研究，实际上也就是在古陶瓷领域里对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挑战。
事不同而理同，所以我还想对马未都先生啰嗦几句，希望对他能有所启发：曾经以煤炭、甚至木柴作燃料，以蒸汽为动力牵引机车，在铁轨上行驶的叫“火车”；当今，以电为动力、风驰电掣般行驶在铁道上的“子弹头”动车组，又叫不叫火车呢？身居紫禁城、一头银发、满脸皱纹、老态龙钟、权倾天下的叶赫那拉·杏贞，是慈禧太后；刚从她娘肚子里生出来不久，既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连屎尿都要拉在裤兜里的叶赫那拉·杏贞，是不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呢？肯定是，只不过是婴儿时期的慈禧太后而已。对于一棵树，我们只承认呈现在地面之上的树干、树枝、树叶的存在，而不认可生长在地下的树根的存在，那树还能够成其为树吗？如果只承认现在名扬四海、头发花白、一把可以从脸上抓一盘“萝卜丝”的马未都是马未都，却不认可尚未出名、满头黑发、英姿勃发的青少年时期的马未都也是马未都，我想就连马先生本人也是不会同意的。因为无论马先生的外表特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DNA”总是马未都的。也就是说，我们认识事物必须紧紧抓住其本质属性，而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在当今的中国文博界，拥有话语权的人，不一定就是真理的化身，正义的代表；他们所说的话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相反，这一类人在论及古陶瓷的研究、鉴定时，更应倍加谨慎、求真务实，注重客观性、科学性，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绝不能坐井观天、瞎子摸象、主观唯心、信口开河。如若此，必定是于国不利、于己无益。
二0一二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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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2015/8/8 9:44: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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