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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窑出北地”辨
（节选自《探谜：逝去的辉煌——柴窑》）
母 智 德
近些年来，依据曹昭《格古要论》的记载，围绕柴窑的产地问题，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激烈地争论，归纳起来大体有三种见解：第一、“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第二、“柴窑出北地”，“北地”指的是“景德镇”，故“湖田窑”即“柴窑”；第三、“柴窑出北地”，“北地”指的是“北地郡”，耀州在历史上曾属“北地郡”管辖，故“柴窑”就是“耀州窑”。
对后两种观点，笔者持有不同看法，试加考证、辨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北地”就是景德镇？
持“‘湖田窑’就是‘柴窑’”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广州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广州博物馆研究员的赵自强先生。赵老师认为，古代典籍中所说的“北地”，不是指的“北地河南郑州”，而是“江西省的‘北地’——景德镇”。他在《柴窑与湖田窑》一书中写道：“过去人们对于北方和南方的概念不是那么清晰，所指的南方往往是广东、广西及海南之地，除此之外的省份都是北方。”“柴窑烧造地点，是长江以南，是吴越钱氏当时控制的地方，也就是浙江区域，以及太湖周围的十三州之地。……如果说‘北地’，就是江西省景德镇，那是可以成立的。从涵义上来讲，‘北地’指的范围较小，‘北方’指的包含范围较大。如果说长江以北或黄河以北，一般不说‘北地’，只说‘北方’，把‘北地’理解为江西省‘北地’——即景德镇就非常合情理了。”更主要的是，赵自强老师认为：“柴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征，其材料和烧造技术只有江西景德镇才能办得到”，“因为景德镇由古至今，千余年制瓷业长盛不衰，有其集中的高超的制瓷技术力量，更重要的是在制瓷原料和燃料上占优势。正所谓‘物华天宝’和‘人杰地灵’，这是江西省景德镇的制瓷资本，也是发展成为中外闻名‘瓷都’的关键。古代烧制瓷器的燃料主要是用木柴，当时景德镇森林资源非常丰富，都以就地取材为主。制瓷所用的瓷土，即‘高岭土’，景德镇也得天独厚，蕴藏量最丰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重要的瓷土产地，而且瓷土最为上乘。宋时其它地方不可能烧制出既洁白又呈半透明的瓷器。”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众所周知，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钧、定、哥”，其中有四种就产自长江以北，而汝瓷、北宋官窑瓷器、钧瓷又都产自河南。能够烧制出举世闻名的贡御瓷器，没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没有技艺精湛的制瓷窑工，能够办得到吗？无论景德镇的制瓷原料如何丰厚、窑工们的技术如何高超，至少在宋代和宋代以前，尚未烧制出被官府推崇、宫廷御用的名窑瓷器来。更何况，考古发掘已经证实，在五代时期，远离后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处后周边陲之地的耀州黄堡窑，也已经烧制出了具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等特征的青釉瓷器（是否就是柴窑？另当别论）。怎么能说：“其材料和烧造技术只有江西景德镇才能办得到”呢？至于说：“宋时其它地方不可能烧制出既洁白又呈半透明的瓷器。”我们认为，赵老师的这一观点也是有悖中国陶瓷科技史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张志刚、李家治二位先生在对隋代和唐代邢窑白瓷样品进行检测与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1、邢窑白瓷的胎属高铅、低硅质瓷，这是北方窑口的共同特点。隋代的邢窑白瓷中含有很高的K2O（其含量在5%-7%），因而在其显微结构中可找到钾长石残骸，说明在瓷胎配方中引入了钾长石。除了唐代巩县窑白瓷胎有类似情况（K2O含量在5%-7%）外，其他南北方早期瓷胎中没有发现这样胎的组成。2、隋代邢窑的瓷釉已出现了碱-钙和钙-碱釉，而南方却在800年之后才出现了这种高质量的釉，到了唐代又都是钙釉，这种情况目前还无法解释。但不管那一类釉，都属于透明玻璃釉。3、邢窑白瓷的烧成温度高达1370°C左右，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窑炉结构、耐火材料和匣钵等多方面有了改进和提高；同时由于原料中所含Fe2O3比较低，又在还原气氛中烧成，遂使隋唐时期的白瓷获得“类银类雪”的赞誉。4、邢窑白瓷并非一律都使用化妆土，一般粗白瓷的胎中含铁量较高（Fe2O3含量在1.7%-2.5%），为避免对瓷器外观白度的影响，采用了在胎体上施一层化妆土。细白瓷胎中含铁量较低（Fe2O3含量在0.5%-0.8%），就不用施化妆土。这说明当时对所用原料的加工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5、通过测定釉面的亨达白度和可见部分分光反射率，进一步证实了邢窑白瓷的白度高于德化窑、巩县窑、定窑和景德镇白瓷。可见，古人美誉邢窑白瓷精细莹润，具有类雪的白色是有科学依据的。”（录自张志刚、李家治《隋唐邢窑白瓷化学组成及工艺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8月一版一印之《邢窑研究》）如图一至图四：
图一、隋·白釉深腹碗（河北省商都博物馆藏）：
图二、隋·白釉双龙柄联腹传瓶（天津博物馆藏）：
图三、唐·邢窑白釉高足杯（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藏）：
图四、唐·邢窑白釉模印鱼叶纹海棠形耳杯（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
事实证明，且不说五代、宋时，早在隋唐时期北方窑口就能够烧造出洁白精美的白胎瓷器。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内丘县西关遗址还出土了胎质洁白、胎体极薄的隋代透影白瓷（如图五），这就有力地否定了“柴窑就是湖田窑”的主张者所谓：除了景德镇，“宋时其它地方不可能烧制出既洁白又呈半透明的瓷器”的论断。
图五、隋·透影白瓷罐（河北省内丘县文物保管所藏）：
赵老师在其《柴窑与湖田窑》一书中还写道：“正如《中国的陶瓷》中说：‘柴世宗在位只有五年，干戈扰攘之际,在郑州建御窑是大成问题的。’陈万里先生在《中国青瓷史略》中也有评述：‘周世宗在位的年代仅有六年（公元954——959年），这六年正是群雄割剧，逐鹿中原的混乱时期，在郑州创造御窑是大成问题。”容我毫不客气地讲，以上说法，虽出自“权威”之口，但却反映出他们对五代后周历史的无知，对从古至今的战争缺乏最起码地了解。
五代后周都汴，郑州乃京畿之地。周世宗柴荣为了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在其执政的五年半时间里，的确是南征北战，烽烟未熄。但之所以能够兵强马壮，所向披靡，屡战屡胜，正是有赖于社会稳定、物产丰富的中原大地作为他统一大业的坚强后盾。战争的常识告诉我们，越是打仗，后方的生产建设越是如火如荼，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生活的基本需求，保障前线的物资供应。如果因为战事不断，连建窑烧瓷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那么整个国家的黎民百姓、几十万大军吃饭、喝水、日常生活所需的陶瓷器皿又从何而来？更不用说上至皇宫贵族，下至人民大众穿衣所需的布疋、生产劳作所需的各种工具、交通运输所需的舟船车辆、军队打仗所必须的盔甲兵器，就更不可能办作坊，建工厂生产制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打了八年，可谓旷日持久；而且所使用的武器绝非冷兵器时代的刀、矛、剑、戟，而是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等现代化武器。尽管前线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但无论是敌占区、国统区、还是解放区，各行各业的工作照常运转，该上班的仍然上班，该种田的不误农时，该上学的照样上学；该修的铁路、公路照样修，该建的工厂照样建，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仍然在战争中不断地推进着，发展着。
至于“周世宗在位的年代仅有六年（公元954——959年），这六年正是群雄割剧，逐鹿中原的混乱时期，在郑州创造御窑是大成问题”的论断，符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就必须对五代后周的历史、特别是周世宗柴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功绩有一个起码的了解。
宋太祖诏令编撰、宰相薛居正监修的《旧五代史·卷一百一九·世宗纪六》对柴世宗有如下评说：“世宗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
北宋史学家欧阳修在其所撰《新五代史·周本纪·世宗纪》里，评述了柴荣的不朽之功，他写道：“而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即位之明年，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尝夜读书，见唐元稹《均田图》，慨然叹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诏颁其图法，使吏民先习知之，期以一岁，大均天下之田，其规为志意岂小哉！其伐南唐，······英武之材可谓雄杰。及其虚心听纳，用人不疑，岂非所谓贤主哉！其北取三关，兵不血刃，······此非明于决胜者，孰能至哉？诚非史氏之所及也！”
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其民；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周世宗英武贤明，以信念御群臣，以正义责诸国。江南未服，亲冒矢石，期于必克。既服，则爱之如子，推诚尽言，为之远虑。其宏观大度，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
杨少轩先生的《五代名君——柴荣》一书中则称：“吾观五代十国之君主，未有及后周世宗柴荣之伟业者”，“较之汉之文武，大唐之太宗，不逊分毫”。
“百科名片”在介绍周世宗时，有如下一段文字，读起来更加明白晓畅：“国学大师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其实，‘赵宋之世’的实际开创者并不是赵匡胤。赵匡胤是踩着巨人的肩膀登上高峰的，而为他搭桥辅路、奠定基业的，就是流星般划过历史天空的短命天子后周世宗柴荣。柴荣是五代时期最英明的君主，也是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最深的人物之一。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扫除唐未以来的政治弊端，大力发展经济，使国力迅速增强。他整顿骄将惰卒，亲率兵马南征北战，几乎战无不胜。遗憾的是，上天仅给了他5年半时间。然而，就在他几乎就要一统天下的最后阶段，这位雄才大略、英明果敢的一代英主，却以39岁英年在北伐契丹途中不幸染疾，猝然而逝。
我们还可以通过下面这件具体的事情，来印证世宗柴荣要“在郑州创造御窑”不是“大成问题”，而是大不成问题的。
在《周世宗——营建帝都，畅通水路》一文里有这样的记述：“许多人都知道‘跑马圈城’的故事。故事讲到柴荣命大将赵匡胤骑马飞奔，直到马力倾尽跑出50里。于是柴荣下令以马跑的范围扩建城池，修建了气势宏伟的东京外城。在开封城市建设史上，柴荣是个重要人物。唐朝后期，宣武军节度使李勉将衙署迁到开封，大规模扩建城池，奠定现今开封城基础。时过170多年之后，柴荣把汴州城拓展了1倍多，分外城、内城和皇城，城墙高大敦厚，建筑规整有序，为无险可守的开封城筑起了层层军事防线。由于经济复苏，商业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城内房屋过于密集，民宅侵入官道，致使车马无法通行。柴荣着眼于帝王之都的长远发展，下令将城内违章建筑全部拆毁，将城内的坟墓全部迁往城外重新安葬。这种让‘死人给活人腾地方’的做法虽然高瞻远瞩，却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也遭到了许多人的非议。柴荣明知会遭来怨言，却依然故我，丝毫没有退缩。他对身边的大臣说：‘这样的事情总得有人来做，这样做的好处你们会在几十年以后看到。’ 开封素有‘北方水城’之称，但在五代时期，由于藩镇割据，战火连绵，流经开封的大运河已不能通航，黄河水患不断。柴荣命人治理运河、黄河和汴河，堵塞黄河决口，修固黄河河堤，还在汴河口立斗门控制黄河水势，确保京城的安全。为恢复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柴荣命人兴修水利，疏通漕运，先后疏浚了胡卢河、汴河、五丈河等，使山东和江南各地的粮食、货物都可由水道直达京城。水路交通枢纽地位的恢复，使开封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经济最繁荣的城市，从而决定了北宋定都于此，对于后来赵匡胤的统一战争意义重大。”
这样一位“较之汉之文武，大唐之太宗，不逊分毫”的后周皇帝，能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水利、城市建设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为什么在某些人的眼里，连在繁荣昌盛、社会安定祥和的京畿重地——郑州，建几座烧制瓷器的土窑就成了大问题呢？
至于赵自强老师所谓：古代典籍中所说的“北地”，不是指的“北地河南郑州”，而是“江西省的‘北地’——景德镇” ；“柴窑烧造地点，是长江以南，是吴越钱氏当时控制的地方，也就是浙江区域，以及太湖周围的十三州之地”的说法，则更是大悖史实、张冠李戴的无稽之谈。
众所周知，柴窑是五代后周世宗柴荣创烧的御窑。后周建立于公元951年，十年之后的公元960年就被赵匡胤的大宋王朝所取代；而五代十国时期，作为南方割据政权的吴越国却早在公元893年就已存在，直至公元978年，也就是后周亡国的18年以后，才被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所灭。那么，作为后周皇帝的柴世宗怎么能够到钱氏所统治的吴越国去建造御窑，烧造柴窑瓷器呢？
综上所述，“‘北地’指的是‘景德镇’”，“‘湖田窑’就是‘柴窑’”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未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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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2015/3/15 15:03: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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