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器鉴赏—商代玉器
中国玉器鉴赏—商代玉器
建立于公元前17世记的商王朝自迁殷以后，文明的进程得以大大地向前推进。商朝拥有庞大的政权机器此时的商再也不是那种氏族社会中的军事酋长成巫现形象，他已成了古代国家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在上层建筑方面，自上于以下，内有高位宰辅率朝廷百官分管行政事务、本持册命、祭祀神灵以及商贸农耕、军事战争等等国家大事,外有诸侯方伯称臣纳贡统领四方疆土。商代之政治系由帝王、后妃、公、侯、伯、子各级官吏组成统治集团，管理着奴隶和下层平民创立了以嫡长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建立了大规的军事设施以及监狱、刑法等各种强制机构，极大地巩固了殷商玉朝的统治地位。在经济基础方面，由于长期安居，有利于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在当时，与农耕有关的立法已相当进步。种植业已一改粗耕旧俗而迈向精耕农业，渔业和家畜养殖相应获得较大的发展。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青铜制造、制玉制陶、土木建筑以及纺织治业均呈兴旺之态，从而大大推动了以商贸为中心的经济交流和以舟租车马为主要手段的交通运输业。社会经济大大的活跃，贝、玉等交换货币的出现以及甲骨文字在社会文明进步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历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历史政治背景是玉器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商代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决定了商玉走向国家高度垄断的局面。商代总计约6个世纪，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除玉都以外各地玉器出土均不很突出。如：1963年发掘湖北黄吸盘龙城商代遗址，在上万平方米范围以内仅出土玉戈一件、玉雕刀一件及饰物数件。
1965年发掘河北南城商代遗址，发现铜、陶、石器三四十件，玉器仅出上了一件残断的玉戈。1972年再发掘的时候又发观了玉斧一件、玉刀一件、玉漩现一件和玉佩饰一件，如此而已。
1977年北京平谷县商代中期遗址发现玉斧一件、青玉柄一件、玉联一件及绿松石珠一串（九件）。
1973年发掘山东泅水尹家城商至东周文化层遗址，发现石、蚌、骨、角、牙、陶话器120多件，玉器仅有一块玉玦。即便是在商代后期玉器制造鼎盛的年代，各地出土的玉器依然十分稀少。如属于商代后期的河北某城前西关、江西清江吴城、山东济南太辛庄、曲阜孔府花园和安徽潜山薛家岗等地，都为零星发现。1979年起河南罗山县莽张墓地先后发掘20多座墓葬，出土玉器近百件，平均每墓5件左右。1985年发掘山西灵石饰介村商墓，一号墓出土玉器6件，二号墓出士玉器13件。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各地玉器再也没有新石器时代晚期那样的欣欣向荣之态。然而，殷墟安阳出土玉器的繁盛之况与上述渚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前后几代人历经70多年系统儿和科学儿之发掘，先后出土有资料可查的玉器达2400多件，加上流传于世的商代玉器，估计总数不下万件以上。一座妇好出土玉器就有755件。
一方面全国其他制玉走向萎缩，另一方面在玉都大量集中。这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商玉朝的玉器制造已走向了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垄断事业《周礼》中有玉器‘不恋于市”的明文规定。玉器不准买卖，不是垄断是什么？其实，这从夏商时代就开始了。如此高度的集中和垄断除国家政权而外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殷墟出土如此众多的古玉，除各国和诸候纳贡而外，大部分应属玉室自产自用。般商时代玉在年复一年、曰复一曰的众多礼祭活动中，对玉器有着大量的需求，这就必然使股坡成为玉器生产集中地。在股墟小屯村北发掘了一处玉石作坊的房基，发现有600多件半成品和剩余的玉石料，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明。当时的殷墟都城面积达30平方公里，商代政权完全有能力将全国各地的工匠集中于玉部所在以便直接管理督造。全国各地的琢玉高手集中于一处，有利于技艺的切磋和提高玉器品种的创新和开发。下面，将对商代玉器大类的概要及选择部分典型土器作出介绍。
（一）礼玉类
商代和玉的品种有璧、琮、圭、璋、环、瑗、璜、玦、簋、盘储器。殷墟出土之有案可稽者约200多件。商之玉礼器归根结底乃新石器则代祖神玉器之传播和后续，其造型已成千年不变之定势，这一类玉器因其具有代表神灵的功用，形制不会轻易改变，唯有在纹饰方面有所发展和变化，故本文对其不再重复介绍。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商代五礼器之中出现了两个新成员，这就是玉簋和玉盘，颇值得一书：
玉簋：簋本为食器，相当于大碗，但绝非寻常之具。典章中对此有明确记载。《礼记·乐记》曰：簠簋俎豆，制度义章，礼之器也。《礼记·曾子间》曰“天子尝、啼、郊、北、社五祀之祭，因簋既陈......
可知盘为朝廷之重大礼器，乃天于、王侯祭祀或宴飨之具。古代多为青铜制造，亦名为“锻’。腹内皆铸有铭文记载了当时国家大事，足为传世之宝。根据史书记载，直往往成偶数出现。妇好墓中发掘的这两件玉纂出土时置于顶陈列，证实了这一礼数。这两件玉纂皆为珍口较腹、直矮留足。器形规矩，器轰光洁圆润，装饰线级明快简练，其中标本MS：321为白色玉材琢制有三组柴维纹是为主题图案。上下分别配以三角形、棱形等几何闻案作为辅助装饰，同足处饰以云纹和目纹。该器总高10.8厘米口径16.8厘米，璧厚0.6厘米，标本M5：322，绿色玉村琢制。主题纹饰为波动状的窗纹，上口配以圈纹足处同样制以云纹和曰纹。纂腹有四组等距离会直方向的扉棱，制作难度明显大于前者，重器的感觉亦明显增强。高12.5厘米，口径20.5厘米璧厚1—1.6厘米。
妇好墓中出土的这两件作品，从制作来说为前所见罕见之器，反映出商代器皿类方器的琢制水平已达到一个很高超的境界。从意义上来说是为断代标准之器，实属当之无愧的国宝。
玉盘；白色玉料琢制。总体呈长方形、圆角、扁平身、高脚足。腹有弦纹一周。足有十字形孔八个。高4.3厘米，口长14.6厘米。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礼用玉器。
（二）仪仗类
仪仗类玉器系三代重器之一，古传“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其实我们所见到的兵器多出于三代。玉兵最早见于堰师二里头夏墟遗址的出土文物之中，商时更魏繁盛，且在国家用玉之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商代玉兵有戈、矛、戚、钺、刀、镞六大品种，历年出土总数已达200来件。这些兵器多数形体较大、制作精细、打磨光洁。有的边刃极薄，显得锋利非常。但由于玉质性硬且脆，并不宜于砍杀，也根本无使用痕迹因此称为玉兵仅是从造型而论于并无价值,其实是仪仗器具属国家礼仪中之一类。这些玉兵琢制精良、历史悠久，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有着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择其主耍品种加以介绍：
玉援铜内戈：典型的商代物产，是铜玉的结合。该戈玉援系用青灰色玉料琢制，前锋尖锐，中脊坚挺上下开刃，通体抛光。铜内形态亦很优美具有浓郁的青铜艺术特色。在造型上是双鸟形态和饕餮纹饰的有机结合，并遍镇绿松石片。黄色的青铜、灿绿的宝石，装饰在晶莹圆润的玉戈之上，不但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物，更是一件十分完美的艺术品。全戈总长27.8厘米，玉摄长15.8厘米，中有援穿孔径0.5厘米。
玉矛：该予前锋尖锐，两侧弧形。此乃一般玉矛的造型特征，但该矛两侧有着数组对称的部牙。矛盾有栏，栏后有内，内中有穿，内前又有栏，两栏之间有一础较深的凹槽，整个造型给人一种十分强烈的立体感觉。这件玉矛从总体上来看显得非常特殊和别致，锋利杀伐的特征为梁曲平和所替代，装饰效果十足，难怪发掘报告要称其为“矛形器。矛长12厘米，厚0.4厘米。
玉戚和玉钺：戚、袖形制大体相似，状如扁斧，影作长方。有平顶弧刃，亦有弧顶弧刃者。区别在于，两侧有告者曰戚无用有内者曰钺。
（三）工具类
商代玉工具的品种有斧、铲、挪、凿、刀、糙、锯、郁、删、纺轮及小刻刀，大多并非实用器具仅作象征之物。
玉动物刻刀；在殷墟山土古玉当中，玉刻刀可算得上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小类别，先后出土有20多件。这些刻刀的结构一般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动物形象，另一部分是实用刀具。也有的刀具就是动物结构的一部。这些动物形象有贫、有鸟、有鱼、有璧虎等。譬如鸟刻刀，妇好墓中出上7件。其中有的是鹦鹉，有的是长尾鸟皆翎效明晰、形象生动。有的高冠尖唤，有的短翅畏尾，或引吭，或站大，情趣动人。在这些鸟的尾足之后伸出斜刃可供使用，总长在3—10厘米之间。鱼形刻刀有11件，多用绿、白、褐色谱玉琢成，头、尾、鳍结构清晰明快，限为小孔，尾后有刀，造型简练实用性很强。总长一般在4—9厘米之间。玉动物刻刀的造型风格和实用功能非常一致，工艺技术和实用相结合，对后世的影响相当深远。
（四）用具类
商代的玉制用具都是平时所用之物，是最早的日用工艺品，是艺术创造和实用相结合的成功典范，玉器作品生活化源于商代，尽管在当时只能是极少数人的奢侈品，但也确实为汉唐后世玉器创作大规璜地走向社会生活打下了基础。
玉盘：妇好墓出土。该企墨玉制作表面呈灰白色。盘分上下两部上为一对鹦阳图眼一呼、短翅叫尾、昂首挺胸、相背而立、神态倔做。中有一纽可穿孔悬挂。身体多处皆以旋纹填充这是商玉纹饰的一大特色。下为方形盘状，三面有边，一面敞口，犹如簸箕之形。盘面规整通体抛光。从出士时盘面染渚采砂来看，是为实用器具。长11.8厘米，重84克。
玉臼杵：系配套实用器皿作研磨之用。该自正视上大下xxx沿孤腹，俯视圆璧宽厚；臼膛内收。膛面光洁明亮，一望使知系长期实用所至。高23.2厘米，璧厚8厘米，膛径16厘米，膛保13厘米。作为圆柱体，村头稍大，头面光滑村尾系手持部位其形稍扁。中部有磨损凹痕，是长期与自边磨蚀而成。长28厘米，径7厘米。
玉梳；该玉梳在艺术构思上和上述调色盘相仿。其上部为装饰部分：一对鹦鹉。下部为实用造型：梳背与梳齿。背上有孔，似为装饰。告共15枚，已残3枚，自流背处排列向外，稍作放射状。值得玩味的是玉梳上的这一对鹦鹉和调色盘上的那一对鹦翊经相互比对，在情趣上大有相得益彰之妙。色盘上的两只鹦鹉抬冠挺胸，相背而立，神情倨傲。玉梳上的两只鹦鹉低首私语，相向而立，神态条呢，从中可见商代中匠对动物神情的把握非常准确。另有一件奖售纹玉梳（标本MS：557），流背上的排餐纹样已失去了柱曰的狰狞，同样撤得平静与温和。
玉鞢：深绿色玉琢制，这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玉扳指。其外形为变形的半心圆柱体，下平上斜圆口内曲做面微鼓。弧面和曲线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棉面装饰为背面纹样。正面钻有系孔，背面琢有横xxx系孔与背面两眼正好相合，俗作勾弦之用。形态和线条都十分协调，既合乎人的手相结构，义宜于弹射。从设计的角度来说，应是一件十分完美的玉器创作。难能可贵的是，它竟出于武丁时期。高2.7—3.8厘米，径2.4厘米，璧厚0.4厘米。
玉弭：弭者弓也。小士墓出土之玉曲形如望角，像以鲁纹钻以穿孔实乃配件，嵌饰于弓之两端。古老弓对多以骨饰，此乃所见最早上玉制者，长9.15—9.3厘米。
玉马具；小屯金山上。玉马其是一个总称，为玉制驭马器具和马的装饰玉器长百马嚼、玉马路、玉马阔饰塔物。玉马嚼琢为马蹄铁形两端各有双孔向内各有三币，是为勒马口之用，宽11.5厘米。玉马策实为一支小小的玉就，前端的朝和后端的杆头皆为玉制中间是木杆，总长57.5厘米。所谓玉马羁饰有玉制江面两件、玉燕一件，系装饰于马鼻之上。
（五）装饰类
商代装饰类玉器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专用于人身的装饰如头饰、冠饰、臂饰、佩挂在人身上的坠惊、牌饰及串珠等。另一部分是装饰在各种器物上的玉件，如柄形饰、长条形饰、圆输形饰容等。这后一类产品组成比较复杂；各种专著对其分类也说法不一。笔者以为这类装饰玉器的概念应是用于器物的装饰而不成为其主体的玉件。我们且以三什干几为例：桌几是主体，镶嵌在上面的玉片为装饰类。玉戈是安装在木柄上的，下大是市体则不能归其为装饰类玉器。器物装饰类五件源于新石器时代，历来品种多，出土星也大，人多主体不明、用途不说因此概念容易璜糊。在殷墟出土的人身装饰品之中，有一些精品，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玉笄：勇为外形，作束发之用长度在8—20厘米之间。殷墟出土20多件，多无纹饰。其中有一等头雕为驻形，目眼勾啄，独足短尾。通长17厘米，厚0.2厘米。
编珠鹰鱼饰；小屯墓出土。这是一套组合头饰，“由一枚雕鹰玉等、十七条玉鱼和十八颗绿松石组成，在其中的一条鱼上琢有‘大示它’三字。”玉冠饰：侯家庄墓出土，片状，宛如半月，中部有镂空图案，上部弧形，边缘一圈凸因。“据说，沿着冠的内缘有许多小块绿松石片”，长21厘米。牌形饰：殷墟墓出土。绿色玉琢制，长方形态，两面有扉槽，牌面雕琢一对饕餮纹，成正反相对之状。上有孔，可供佩戴。长8.9厘米。
（六）艺术品类
在商代玉器当中，艺术品类是很重要的一项含三个部分：一是玉雕人像艺术品；二是玉雕神怪形象艺术品；三是玉雕动物形象艺术品。商代玉雕人像艺术品是最神秘的话题，单在妇好基就出土了赔件之多。这些玉人有的站立、有的群、有的穿着华丽、有的赤身露体。商之玉人从新石器时代玉人继承发展而来，早在距今60年前的大江口文化、大溪文化当中，各种玉人较为丰富。有的稚拙简朴、有的纹饰繁复、有追求写实、有的讲究变形，而且有男有女、有有侧，令人叹为观止。及至良渚文化玉球上林兽面纹的出现，把玉雕人像推向了一个高峰。雕人像归根结底是古传宗教信仰和当时现实生的写照。商代社会由于人间帝玉的出现而产生新的至上种崇拜，然后再由崇拜神折向崇拜人。个新的理念在玉雕人像上充分体现了出来，在崇拜之中透露出人崇拜的信息。
商代的玉雕种怪艺术形象主要有龙、凤和怪怪兽。商代玉龙是一大特色，有龙形块、龙洲龙形经话器，多呈圆形卷曲之状。造型和纹样都了很大的发展，早期商龙多为素身，既有纹样亦简朴，商中期玉龙始有蘑菇形耳和群。云纹饰的现；商代后期玉龙始有一至两只龙足，而且有了牙之形。但无论怎样变化，都是从新石器时代而来，河姆渡和马家供出土之龙胎玉玦即为其祖形。
商代玉雕动物形象艺术品先后出土近400件，单是殷墟妇好墓就有155件。全部品种大致分兽类、禽鸟类、两栖类、爬行类、昆虫类和鱼类，在商代玉器当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从总体上来看，商代玉雕动物具有三大特色：一是着力刻画结构和动态，把各种动物雕琢得准确优美。大从虎、牛、熊、象，小到螺丝、螳螂，无不造型逼真，让人一目了然。不管是马、鹿、兔、猴，还是狗、羊、兽头，或站立，或匍匐，或回首，形神动态都非常生动，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量，充分反映了商代工匠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和艺术表现功力。二是讲究变形，对许多动物形态进行了归纳和夸张，将艺术特征表现得更加鲜明和突出。这一艺术特色在禽鸟类动物当中运用得几乎炉火纯青。三是装饰纹样独特，艺术风格协调。商代玉雕动物在造型上追求写实，但在动物体表的刻画上几无一例使用写实的表现手法，而是全部运用阴刻或阳纹雕琢纹样进行装饰，如云纹、鳞纹、旋纹、图纹等。纹样和造型相互协调，纹样和纹样又相互协调，艺术风格统一表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非凡的才华、神奇的创意这是殷商琢玉巨匠留给后人的无穷财富。
纵观商代玉器的大量文献和众多高品位的玉器文物；我们惊叹在殷商的这数百年间，玉器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达到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又一个高峰。玉雕技艺的高超和精湛，玉器造型的进一步精美与成熟，礼祭用玉的强化和丰富，人身和器物装饰用玉大范围的扩大，都是前代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国家殿堂上的仪仗用玉和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全新开发，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对中华文化都有着无法估量的影响。
殷商时代之所以能够取得卓越的玉雕艺术成就，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社会发展方面的因素。国家的垄断政治统治的需要为玉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二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索。商代社会虽然从原始社会的荒原中走了过来，但社会生活还没有从野蛮恐怖中解放出来,商代大批杀殉奴隶就是重要的例证。但另一人面，对鬼神的信仰毕竟有所松动理性的幼芽已欲萌发，那些的经被认为神圣不可亵读的玉开始了走向社会生活的步伐，这就如同为玉雕艺术打开一扇通向无限广阔前景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