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筒的前辈大致有笔架、笔床、笔格几种。唐诗人杜甫在《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一诗中有“笔架霑窗雨，书签映隙曛”之句，读来小景美不胜收。笔架何样？宋朝鲁应龙在《闲窗括异志》中有准确描述：“远峰列如笔架。”这使人对宋人案头常置石头有了功能上的了解。宋元明清大量传世的笔架山，应该就是置放毛笔的一种文具。唐朝的另一位诗人岑参在《山房春事》诗作中又有另说：“数枝门柳低衣桁，一片山花落笔床。”床为卧具，显然笔置于笔床定为平放。明人文震亨在《长物志》笔床条中称：“笔床之制，世不多见，有古鎏金者，长六七寸，高寸二分，阔二寸余，上可卧笔四矢。”具体而形象。这类笔床，文震亨批评说：“最不美观，即旧式，可废也。”

　　笔格其名古涩，《长物志》称：‘笔格虽为古制，然既用研山，如灵璧、英石，峰峦起伏，不露斧凿者为之，此式可废。古玉有山形者，有旧玉子母猫，长六七寸，白玉为母，余取玉玷或纯黄纯黑玳琩之类为子者。古铜有鏒金双螭挽格，有十二峰为格，有单螭起伏为格。窑器有白定三山、五山及卧花哇者，俱藏以供玩，不必置几研间。俗子有以老树根枝，螭曲万状，或为龙形，爪牙俱备者，此俱最忌，不可用”。据此可知，笔格为石、玉、铜、瓷、木等材料所制，式样不外乎山形，或各类演变成有起伏者均被视为笔格，与笔架式样及功能大同小异，可视为别名。

　　笔筒的产生
　　以目前已知的实物论，笔筒的产生不会早于明代嘉靖朝。明晚期人屠隆在《文具雅编》中仅提了一句笔筒：“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

　　文震亨《长物志》明确指出了笔筒的古制：“鼓样，中有孔插笔及墨者，虽旧物，亦不雅观。”文震亨在万历年间已将此类笔筒视为旧物，可见其生命力之弱。这类一方三圆（个别也有四圆）孔的鼓形文具，很长时间名称混淆，功能说法不一。据此，我们可以知道，这就是笔筒之祖，与后来大量生产的笔筒大相径庭。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古制笔筒，都出自明嘉靖万历时期，上推正德，下接天启，尚未发现有形制相同者，由此我们们基本可以推断笔筒的大量生产从明朝晚期始，这与存世文物也相吻合。

　　《长物志》中笔筒条称：“陶者有古白定竹节者最贵，然难得大者。青冬磁细花及宣窑者，俱可用。”这次文先生弄错了，宋定窑绝无笔筒，如确有竹节式样的筒形瓷器，也不会是笔筒。如确有竹节式样的筒形瓷器，也不会是笔筒。因当时还没有笔筒。这在大量的宋画中可以印证，从未发现案头有笔筒陈设。至于青冬磁细花及宣窑者，也应是以讹传讹，明末喜在瓷器上属前朝款识，以宣德成化最多，如有宣德款识笔筒为文震亨亲眼所见，也不过是寄托款罢了。文震亨不是文物专家，错误在所难免。景德镇近年出土了十数万件御窑瓷器，明中期之前未见笔筒。

　　需要指出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于1989年在台湾举办了《宋官窑特展》，并出版了展览图册，其中第62号展品《官窑粉青笔筒》，年代定为北宋。此笔筒紫口铁足，釉面莹润，美丽无比。底足修胎规矩，施酱釉。底部錾有清乾隆皇帝御题七言诗一首：“瓶碗官窑亦恒见，笔筒一握见殊常。宣和书画曾经伴，南渡兵戈幸未亡。火气全消文气蔚，今人如挹古人芳。不安铜胆插花卉，拈笔吟当字字香。”此诗作于乾隆癸卯年，即1783年。这一年乾隆皇帝七十三岁，他心血来潮作的这首充满打油味道的诗，把这只笔筒定了性，即此笔筒曾为宋徽宗所用，当为北宋之物。其实，这只笔筒最早也不会早于雍正一朝。图册前言中也称：“展品62号笔筒，……依风格来看可能是清朝之物。”如果作者知道宋朝根本没有笔筒，就完全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1990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了第一届《中国文物精华展》，并也出版了展览图册，其中第142号展品《牙雕踢球图笔筒》，年代也定为宋朝。这只象雅雕刻笔筒，从画面上看，与明末徽州版画无异，制式与刻工也与同时期常见笔筒相同，当为明末之物。定为宋朝，同样错了。

　　笔筒的发展
　　以文献记载，笔筒应该是竹木制在前，瓷制在后。朱松邻生活于嘉万时期，为嘉定派竹刻始祖，所存真迹罕见，但他对后世影响极大。南京博物院所藏高浮雕竹刻笔筒，老松仙鹤虬劲古拙，定为朱氏仅存真迹。此笔筒作于1571年，为隆庆5年。此为已知最早的带有纪年的笔筒。

　　《长物志》也称：“（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花梨即黄花梨木，明式家具常用之良材。由此可知，明末竹木笔筒大兴，品种极多。从工艺要求上看，也比瓷制少有限制，任何人均可以因地因材制宜，获取实惠。所以，竹制笔筒各流派争雄斗艳，木制笔筒式样层出不穷。

　　明末，由于政权不稳，文人厌恶政治，逃避现实，大兴奢侈靡烂之风，一味追求生活中的美器。笔筒作为案头文具中最具装饰性的代表，异军突起。文人雅士，无不以获取美器为荣。据《广志绎》载：‘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这一时期，文人自制成癖，工匠穷极工巧，许多精美绝伦的笔筒，“几成妖物”，令今人叹为观止。

　　传世笔筒中，竹木牙等材料制成的笔筒明末很多，可以认定万历年间的亦不在少数，然瓷制笔筒万历年间的几乎不见，唯崇祯一朝大量出现，且精美无比。
　　竹木牙一类笔筒，大都出自文人的喜爱，取之自然。文人亲自操刀的亦不在少数。留下姓名的名家有许多，朱氏三杰、濮仲谦、张希黄，代表着明朝竹雕的三大风格。入清以后，人才辈出，竹雕木刻技艺无不精绝。

　　而瓷制笔筒，没有留下工匠之名，书写制做年款的却不少见。这似乎与竹制笔筒属款之风有着某种联系。明代瓷制笔筒，目前仅见青花，绘制技法一反万历草率之风，工细之极，不让画家，足见文人对笔筒之重视。

　　入清以后，笔筒材质更加丰富，瓷制品种骤增，应有尽有，至康熙时期达到了高潮，雍正乾隆时期风格变幻多样，仿生品种迭出，粉彩美仑美奂。

　　青花瓷自元朝在景德镇始烧起，迅速成为中国瓷器主流，青花笔筒当然也就成为笔筒的最大宗。康熙一朝，社会走向安定，明末清初祈求色彩题材减少，追求平和安逸的作品增多。康熙青花笔筒，以人物故事、花鸟山水见长，为雍乾之后力所不及。

　　彩瓷艳丽，各类彩瓷均发挥长处，粉彩柔和，五彩热烈，斗彩华贵，墨彩雅致，矾红彩描金富丽……各类彩瓷利用其优势，制成笔筒，美不胜收。

　　颜色釉进入康熙朝，无论高温釉低温釉，发挥得淋漓尽致，高温釉之亮丽热烈，低温釉之柔和文雅，其表现力前所未有。两种颜色以上的复色釉，也大胆创新，仿木、仿石，顺其纹理自然，色彩变幻。

　　其它竹木牙漆，水晶端石铜玉等材料统统被工匠所利用，竹制为最大家族，流派名家辈出；木雅随竹刻家走远；漆制也随心所欲；至于硬质材料，玉石、金属等，在工匠手下随意设计，化坚硬为柔软，至今看来仍属鬼斧神功之技。中国文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注重个人品味，追求生存格调。这种格调与品味的追求，即使反映在笔筒这么简单的文具上仍然千姿百态。一个小小的笔筒，置于案头，帮助文人叙说他的审美心境，同时，也向后人展示了他们的非凡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