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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仿古
乾隆朝的仿古范围十分宽泛,仅以工艺品为例,既包括仿商周鼎彝,仿秦石鼓,仿汉博山炉、蚕纹璧,也包括仿汝、哥等宋代名窑瓷器,甚至还仿明永乐、宣德青花,仿成化斗彩瓷等,历代名品都是仿古的对象。不过,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则是对商周特别是西周青铜礼器的仿制。在各种工艺类别中都能找到青铜器的典型形制,如鼎、爵、尊、簋等以及青铜器的典型纹饰,如兽面纹、夔纹回纹等经转化后所形成的构图元素,这与高宗的倡导不无关系。由于青铜礼器作为正统思想中理想的礼乐制度的集中体现,是古典美学的凝聚,故而成功地仿制这类器物,未尝不是高宗重现圣王时代的一种自矜,同时也是对他心目中宫廷工艺典范的一种探索。
仿古,照字面意思看来,只要是对古代工艺母题的模仿都可归入仿古的范畴之内。仿古易与作伪相混淆,有些论者是将仿古与伪古看作同一个概念的,其实还是应该将二者区分开来。如果孤立的针对某一器物而言,的确很难辨别“仿”与“伪”的界限。大抵“伪”倾向于乱真,不择手段地做旧、添款、制造相关佐证,而“仿”近乎学习与引用。要知道,至乾隆时期,古代工艺已经发展千年,积淀出丰富的语汇范式,摸索出各种精密的技术,形成了稳定的审美心理,这些都体现在历代工艺杰作上,因此仿古也就首先意味着继承。这一点在相对较为系统的绘画理论中有明确的提示,如清初著名画家王原祁就说:“画不师古,如夜行无烛,便无入路,故初学必以临古为先。” 王原祁的说法其实在工艺品制作中也十分适用。此外,丰厚的工艺传统使各个品类都已经发展到近于完善的境地,另辟蹊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正如纪昀所感叹的:“纵观古今著作,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尽其心思才力,不出古人之范围。” 因此,仿古在乾隆这个特定时期除继承的意义外,也是整理、综合、演绎的过程。总之,“仿”古实是创新,体现时代观念,“伪”古刻意模仿求像,淆乱真假,误导大众。当然,一旦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仿”古亦可以转化为“伪”作,变成牟取暴利的赝品。宫廷工艺似乎不存在这种逐利的欲求,也缺少作伪的必要理由。至于在乾隆初年,高宗为什么对怎样才能制作出与古代玉器丝毫不差的作品特别感兴趣,我们已难以确知,也许是出于对做旧法好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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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2010/7/27 20:15: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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