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法国巴黎有个沃德斯男爵，在他的办公室外的走廊里，一个男人看到仆人手里端着沃德斯男爵的尿壶从自己的面前经过，他立刻就会脱帽致敬，这就是荒诞的权力和财富的力量。如今，在《百家讲坛》这个CCTV的娱乐节目里，我们难道像见了沃德斯男爵的尿壶那样，一见到所谓的主讲人就要盲目而又天真地“脱帽致敬”吗？学术自古以来独立于政治威权和财富游戏之外，人文精神的复杂之处就在于自身的独立性和科学性，而其简单之处又在于追寻和坚守的永远是真实和客观。

学者像演员，教案像剧本，科普讲座如同评书开讲，《百家讲坛》如同《曲苑杂坛》，这个世人皆知的模式里，如今又多了一个古董商，他叫马未都，在他的新作《马未都说收藏（家具篇）》里，他又一次让我们见识了“百家讲坛史学”的惊世骇俗和不伦不类，当这位古董商人开始眉飞色舞，他显然忘记了于丹和易中天的前车之鉴，如果说于丹们在做教授的娱乐表演，而商人马未都显然是在兴致勃勃地“学术裸奔”。

收藏和现代历史学的关系

首先谈谈收藏和现代历史学的关系。有的朋友说马未都讲的是收藏，又不是讲历史，这显然是并不清楚收藏和历史学的关系。收藏和历史学的关系，可以类比于保险和数学的关系，每一个保险公司的产品，从根本上来讲，都是一个数学的精算模型，保险经纪人的推销能力尽管非常重要，但是，险种的数学模型才是关键的生命力，从根本上讲，保险的险种不是靠卖出来的，而是靠精算设计出来的，一个数学模型失败就意味着巨大的亏损，保险经纪人能力越强，反而给保险公司带来的损失就会越大。在现代历史学的本科教育中，通常分为三个专业，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博物馆学，其中的博物馆学专业就涵盖了收藏这个领域，收藏是民间的说法，学术上的说法是“物质文化研究”，相对于古代文献研究，对人类文明的物质文化研究，这是近代考古学诞生之后，历史科学最大的进步之一。所以，现代历史学是收藏的学术根基，现代考古技术更是收藏的生命力，对于收藏之中的核心问题：物品的真伪，现代考古技术就是最客观，最标准的衡量判断方法，举一个例子，碳14技术，是当代历史学中不可或缺的验证方法，这个技术在敦煌文物鉴定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碳14技术是敦煌考古鉴定的主要技术手段，对敦煌文物的发掘起到了关键作用

收藏中最关键的物品真伪问题，特别是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文物鉴定里，在现代历史学中，主要依靠的是考古技术，而不是部分人的主观判断，收藏在现代历史学的视野里，不是经验主义的，不是在琉璃厂中的所谓大师鉴定，而是科学实验的，是在考古技术的实验室里的科学测定——收藏，只有脱离了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局限，才会开始真正的市场化的步伐。

马未都一开口就是棒槌

在马未都的“收藏”一书的“自序”里，第一句话就离现代历史学谬以千里，他这样说道“我们了解历史一般通过两个途径——文献及证物。文献的局限在于执笔者的主观倾向，以及后来人的修饰，因此不能保证客观真实地再现历史。证物不言，却能真实地诉说其文化背景，描述成因。文明的形成过程是靠证物来标定坐标，汇成进程图表。” 收藏界看不起的就是棒槌，然而，马先生的开口第一言就无疑是文明研究的“棒槌”，他否定了历史文献的作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孔子就是靠历史文献，而不是证物来证明存在的，曲阜孔庙是孔子之后的产物，我们如今找不到有关孔子的生活物品实证，孔子的鞋、衣服，以及任何生活物品，他存在于我们古往今来的历史文献里，还有老子，庄子等，如果按照马未都的观点，文明是靠证物来标定坐标的，那么，我们2000多年前的这些文化先哲都成了冒牌货。

如果按照马未都否定历史文献的观点，“孔子这个人是否存在”就成了一个问题

那么，古代文献和证物的关系是什么呢？现代历史学是这么规定的：
第一，考古实证是最可信的，有了考古实证，没有文献记载，也是可信的，比如三星堆遗址文化。
第二，在没有考古实证的时候，有非文学性的文献记载是可信的，所谓“非文学性的文献”是指官方历史文献、科学类文献、旅行类文献。而诗词歌赋、小说、散文等文学类文献，则不足以成为历史学的证据。即使我们找不到孔子的生活用品，也依然可以判断他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在这里，特别要指明的是，对于那些存在于非文学类性的文献，却又处于没有明确纪年的时期的对象，历史科学的态度是“存疑”，既不否定，也不肯定，比如《史记》中的“五帝本纪”部分。
第三，对于既没有考古证明，又没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学认为是不可信的。

也就是说，文明是靠文献和考古实证（所谓证物）来共同决定的，研究历史不是在放电影似的“再现”，而是要对文明的理性研究。就是在马未都的书中，马未都依然大量地借助着文献的帮助，所以，这种自序里的自命不凡的夸张语言被他自己的实践所颠覆了。

马未都“百家讲坛式”的史学发现

文艺鉴赏类的观点，不同于现代历史学的科学判断，大凡自圆其说即可，但是，学术的价值在于考证和实验，马未都在收藏中的鉴赏类的观点是他的一家之言，但是，支撑他的观点的很多史学的论据都是完全错误的。

1.嘉靖属于晚明吗？

马未都讲到：“再看晚明，一个文化非常繁荣的时期。史书上记载说嘉靖、万历时期由于皇帝……”这里，他犯了一个极大的学术错误，晚明，在学术上通常是指万历之后的时期，有明神宗万历、明光宗泰昌、明熹宗天启和明思宗崇祯，而嘉靖时期，则不属于“晚明”，明世宗嘉靖、明穆宗隆庆，然后是明神宗万历，所以，怎么能把嘉靖也划入“晚明”呢？

2.宋代是享年最久的朝代吗？

马未都为了证明自己所谓盛世收藏的观点，举出了宋代因为文化发达，而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最久的朝代（见《马未都说收藏》），显然，不错，唐代289年，明代276年，清代267年，都没有宋代延续的时间长（319年）。但是马先生不再观察观察宋代之前的中国历史呢？周代是从公元前11世纪-前256年，包括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周武王伐纣建立全国政权是在公元前1046年，也就是说，周代整整持续了790年。这个数据在中小学生使用的纪年表中稍稍细心就可以查到，我不知道马未都写作的时候在看什么……

3.能这么恶心当代人吗？

马未都说“我查了一下，他(康熙皇帝)学过静力学，我们一般人今天都不学这样的学问。”什么是静力学呢？静力学是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发展，到公元16世纪伽利略奠定动力学基础为止。静力学是力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研究物体在力的作用下处于平衡的规律，以及如何建立各种力系的平衡条件。平衡是物体机械运动的特殊形式，严格地说，物体相对于惯性参照系处于静止或作匀速直线运动的状态，即加速度为零的状态都称为平衡。对于一般工程问题，平衡状态是以地球为参照系确定的。静力学还研究力系的简化和物体受力分析的基本方法。

静力学的知识现在已经普及到中学物理课本之中，怎么能说一般人都不学这样的学问呢？恐怕只有小学教育背景的人才不会学这样的学问。所以，马未都显然是在恶心当代人的教育背景。

4.把元代弄丢了？

马未都写到“宋到明这一个时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没有太大的改变。”宋代和明代之间，还有一个元代，作为我国蒙古族统治的统一政权，汉蒙融合成为元代社会生活的主流，蒙族生活方式极大改变了中原地区的人民，以至于，朱元璋打出了“恢复中华”，其中“恢复中华”就有恢复中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意思，我真希望马未都找来一本“元代生活”书来补一补最基础的历史文化常识。

5.萌芽了第二次？

马未都提到“同治中兴时期，资本主义第二次萌芽。”马未都的伟大之处在于混不吝地混乱概念，“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假说。同治中兴时期，就是清代在剿灭天平天国之后，开展洋务运动，截止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历史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定义有分歧，主流的有宋代说，明代说。

“宋代说”是说宋代出现了城市商业经济，出现了资本主义商业关系的原始形态，这是第一次萌芽，到了明代，苏杭地区的手工业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更加发展。所以，“第二次萌芽”是在明代。

“明代说”是认为明代城市经济是第一次资本主义萌芽，而清前期，城市经济继续发展，“摊丁入亩”政策已经标志着封建主义经济的瓦解。因此，按照这种理论，“第二次萌芽”在清代康雍乾年间。

而同治时期，一般以为是中国大规模近代工业化的开端，已经远远不是“萌芽”状态，而是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所以，无论从哪种观点，都难以得出马未都式的结论：第二次萌芽在同治时期。

上面3张图，是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开办的近代工厂，已经是近代化的大规模开展时期，绝非萌芽状态了。

6.马未都需要治学严谨

马未都治学是粗糙的，有两个例子，（1）他是这么解释“主席”的席，他认为席是“小席子”的意思，其实，这是错误的，“席”指的是类似于现代的椅垫和蒲团的柔软的填充物，可不是小席子。（2）他写到“欧洲人两千年前已经坐在了椅子上了”，其实，在古代欧洲，椅子是权威的象征和宗教装饰器具，只有权贵和宗教人士才使用椅子，一般平民使用的椅子的历史仅仅是200年。席地而坐，是人类文明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古代欧洲的平民也是席地而坐的。

献媚邀宠的“盛世收藏”说

马未都开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盛世收藏”，显然，在他看来，收藏热是社会盛世的产物，为此，他不遗余力地捏造了宋代、晚明、康乾是“盛世”，力图为自己的盛世收藏找到历史根据。可是，学术是不会为这种政治献媚而服务的，宋代积贫积弱，并不是什么“社会盛世时期”，结合历史记载：

(社会动乱)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多如一火，天下祸患，岂可不忧？……——《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00（再论置兵御贼札子》

（财政危机）治平中。兵数少损，隶籍者犹百十六万二千，宗室、吏员视皇祐无虑增十之三。英宗以勤俭自访，然享国日浅，于经纪法度所未暇焉。治平二年，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八。——《宋史·食货志下一》

（经济危机）承平寖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宋史·食货志上一》

连宋朝皇帝自己都承认民困财窘，受制于人（宋神宗语），皇帝自己都认识到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马未都却在1000年后，大唱宋代“盛世说”，缺乏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王安石像，按照马未都的盛世观点，王安石变法可以说是多余的

晚明正是帝国的崩溃时期，康乾时期更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化低谷，他最后在自己定义的第四次收藏热“晚清民国初年”中，自己就写道“晚清时期民不聊生”，既然如此，如何又能是“盛世”才会出现收藏热呢？

其实，马未都不必用这样的概念来做现世的政治献媚，如今收藏产业化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是现代历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宋代是收藏界的一个鼎盛阶段，马未都秉承自己的“盛世收藏”说，拼命地为宋代文化贴金带银，其实，他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明标志，那就是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的不断发展，为什么宋代的出版物史无前例地增加，为什么宋代艺术书籍大量增多，这是中国民族在印刷术方面的发明和发展所致，并且，宋代美术和书法等艺术创作所用的纸，也是有了极大的改良，活字印刷术和造纸技术的推广和完善，这是宋代文化成就在今天得以呈现的主要原因。

活字印刷术模版

晚清民初的收藏热，显然和近代考古学的兴起有着极大的关系，人们运用近代考古学的技术和理论，可以判定文物的历史价值和形成年代。收藏热，是和技术进步息息相关的，和“盛世政治”的关系不是很大。

马未都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民间收藏热的第一个时期，显然，他缺乏足够的历史观察的纵深感，我希望它能够对秦代汉初，民间对儒家典籍的保存收藏进行理性的研究，秦始皇焚书坑儒并没有毁灭儒家典籍和文化，汉初儒家典籍的大量复出，显然是民间收藏的因素起了主要作用。

至于马未都所谓的中国历史上对品牌意识的淡漠，对无形资产的淡漠，更是典型的文化“黑手党”(Hermeneutical Mafia)的做法，把现在的品牌学的理论，施加个人口才的能力，放在中国历史身上，建立起风马牛不相及的逻辑关系，这不是马未都独创的，这是《百家讲坛》这个学术娱乐节目的一贯风格。有人说《百家讲坛》让人喜欢上了读书，喜欢上了历史，但是，《百家讲坛》没有让人喜欢上了学术，也没有让人靠近了人文精神，《百家讲坛》不仅不尊重人文科学，反而进一步地让人文科学娱乐化，成为人们逗乐开心解闷的工具，如今娱乐的方式太多了，实在没有必要以人文科学沦丧为代价，来增加新的二人转式的娱乐方式。

人文科学被抑制，被娱乐，被当作民间故事来看待，可是，当我们的端午节、汉字、书法、活字印刷术等等文明被人抢夺申遗的时候，人们似乎又突然想起了现代历史学，捍卫民族文化的不是马未都们，不是娱乐化的人文科学，而恰恰是学术，大多数时间被打入边缘，或者被亵玩娱乐，到了紧急时刻，又千呼万唤，人文科学其实从来都是独立存在的，是学术娱乐化，拉大了我们与她的距离，是马未都式的“学术裸奔”，撕裂了我们文化的人文血脉。

马未都不是教授，所以，不是教授们的娱乐表演，而更像一次卖古董的“学术裸奔”，我们现在做的，是为裸奔着的马未都修正一个又一个错误，甚至是常识性的硬伤，给他穿上一件至少是可以遮羞的学术“内衣”，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