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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对柴窑出北地的探讨——新探五代后周柴窑柴瓷

罗一山著

 

第九章 对柴窑出北地的探讨

第一节:曹昭与王佐谈说柴窑出北地   

   曹昭《格古要论》说:“柴窑出北地”。明代天顺年间王佐《新增格古要论》就变成了“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曹昭当时撰书是知其具体地方,因为书中所述几种窑口,都标示出了具体州、县。唯独对柴窑和汝窑,作者只言北地,未列州县。故而给后人造成了胡猜乱指的依据。

                                                                                

 

曹昭《文渊阁四库全书》卷之七古窑瓷论柴瓷图片

 

王佐《新增格古要论》中国书店影印本柴窑图片

 

毋智德先生写道:“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博物馆学及陶瓷考古学博士孟原召先生,在《故宫博物院刊》2006年第二期刊登了孟原召先生所撰《曹昭——格古要论与王佐新增格古要论的比较》的长篇论文,从版本、作者、案例、内容几个方面,对两书做了到目前为止 ,最为全面、系统、详细地比较、分析,肯定了两书的学术价值,并着重强调了王佐新增本的意义。”

孟原召先生在文中写道:“曹昭本目前尚无单行本问世,也没有点校本出版,现存最早的刻本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的《夷门广牍》本而目前常见的本子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于一九八六年影印出版”。

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曹昭是根据衍圣公孔昭煥家藏本编修而来。而孔昭煥家藏本是何版本则没有具体记载。已不可考。

但从当时《四库全书》中的采纳来看,此本为当时较好的版本。曹昭《格古要论》在《四库全书》中的收录,使此书地位得以提升,也为后世学者贬斥王佐新增本奠定了基础。

      孟先生还说:“王佐新增本,虽然在清代被忽视,但其新增内容颇为丰富,所以近世逐渐受到重视,其版本发现和出版也有多种,现存最早刻本为天顺六年(1462年)的徐氏善得书堂刻本,目前使用较多的是《惜阴轩丛书》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根据此本刊印了铅印本,另一版是中国书店于1987年影印出版的刻本,名为《新增格古要论》”孟先生指出,他写的这篇文章所引王佐新增本是以中国书店影印本为主。

                                 

 

 

中国书店影印本的封面

  

中国书店影印本上下册图片

 

王佐,字功载,江西吉水人,生卒不详,根据明代王直所撰《柳庵文集》卷一之《四德堂记》载:“吉水王佐功载,署刑部员外郎,有名于当时。”

    王直还在卷十五的《送王主事诗序》中还写道:“刑部主事吉水王佐功载以勤慎著闻于士大夫久矣”。

据《明史王直传》载:“王直举永乐二年进士、正统三年进礼部侍郎、八年升为史部尚书,景泰时太子太保、天顺六年卒,年八十四”。           

此外,王直载《四德堂记》里说:“王佐不以小成自足,而异其道之大行,以显于其亲,孟其志也”,“读书学圣贤之道”能够得到王直这样一位官居一品的明朝重臣,如此之高的评价,足见王佐的学问于操行之高。

    在王佐的《新增格古要论》中其云间舒志学的《序》里说:“予窃观而爱之,颇为增校,订其次第,叙其篇端,亦可谓格物致知之一助也”。也就是说,在王佐之前的云间舒志学,就已经对曹昭的《格古要论》进行了大量的增补。校编舒志学说“颇为增校,订其次第”

    而王佐则在其《新增格古要论.凡例》中写道“《格古要论》创始于云间曹明仲,编校于云间舒志学,是编合旧本,二本而录之,亦格物制知之事”

王佐在《新增格古要论.凡例》中还写道:“是编自景泰七年丙子夏四月中旬得李庄、孙纪二公旧本,至秋七月考校增完,又至天顺三年乙卯夏四月上旬,欲命工,点校始完”

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王佐增补曹昭的《格古要论》时,所依据的已经不是曹昭的原本,而是在他之前已经被人增补过的,这说明王佐离成书的洪武二十一年相差仅仅七十一年,也未能得到曹昭的《格古要论》的最初版本。

而王佐《新增格古要论——目录:卷之七古窑器论》中决然谈到他对“古窑没有任何增补。王佐还特别强调:“增者注曰后增,其新增者注曰新增,或只注增字,旧本则不注”。

 

王佐《新增格古要论》卷之七古窑论柴瓷王佐未增

 

王佐《新增格古要论——刊例:卷之七古窑器论》曹昭与舒志学编合二本旧本

整个曹昭《格古要论》于王佐《新增格古要论》孟原召先生已经做了最明显、全面、系统、详细的比较。分析肯定了两书 真实的学术价值。从孟先生说明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从当时《四库全书》的采纳来看,此书为当时较好的版本,曹昭《格古要论》在《四库全书》中的收录,使此书地位得以提升。”

  孟原召先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6期的长篇论文中王佐说明:“旧本则不注”。应当引起研究者高度认识特别重视,是谁在王佐《新增格古要论》中加的“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现在不得而知。

这么一来给后人,尤其是历代大家名人造成了胡猜乱指的现象,有人说:如清代梁同书在其所撰的《古窑器考》说:“出北地河南郑州”清——宣统时期程村居士在《柴窑考证》中也说:“考柴窑,乃后周显德初年所烧窑在河南郑州。”兰浦的《景德镇陶录》、关中权《四朝瓷论》、民国郭葆昌的《瓷论概况》等,都说出北地河南郑州。也有人:为后世学者贬斥王佐新增本奠定了基础。

他们不知王佐就没有在《格古论要》中古瓷器没有任何增补。二是曹昭原本已找不见,无法考证,三是只有在王佐之前校编就已经有人把曹昭原本增校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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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2017/10/20 10: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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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南宋《百宝总珍集》清朝朱琰《陶瓷》北地应在汝州一带

八十多岁的海外华侨富华著《中国五代·后周柴窑瓷器》中,总编马立群在《五代·后周柴窑极待深入研讨》“旧窑”与“新窑”——从《古窑考》说起。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有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相关文献做了很详备的考证,此不赘言,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实物考古,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富华先生海外生活25年后带回来的这些作品。前面富华先生本人已经做了鉴定,我也作一些探讨。二是作品产出的窑口,以及窑址中发掘的实物,残片,或其他可以佐证石刻木刻文本目前没有。

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没人确定或找到后周出御瓷窑址。

 

文中述赵宋王朝南渡后,大量文人学士,书画大师和名人工匠跟着南下,曾经掀起文化艺术各类学术的整理和著书立说热潮。

《四库全书》收藏了南宋临安市贾编撰了《百宝总珍集》。成书时间离五代后周约240年,时间上靠的比较近,当时没隔朝代,《百宝总珍集》是经营鉴赏珠宝玉石、器具古旧的珍贵记录,对古玩业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共十卷。《卷九·青瓷》说到古瓷辨认与评价,篇幅很少,涉及定窑、汝窑瓷的鉴定,鉴定汝窑瓷时,只说汝窑瓷跟高丽瓷相似;“汝窑土脉滋媚与高丽瓷物相类。有鸡爪纹者真,无鸡爪纹者优好。此物出北地新窑,修内司自烧者”。话中有话,意思是:汝官窑瓷出自北地青瓷旧窑场,新窑口;北宋朝廷修内司自己也建窑烧造,这部《百宝总珍集》说话比较直率,有点胆子,讲汝窑是新窑。相对新窑而言,旧窑是什么呢?不言自明。旧窑场即柴窑窑场,对赵宋朝廷忌讳柴窑而言,这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清朝乾隆年间著名学者朱琰经多方面考证,撰写了中国第一部陶瓷简史——《陶说》,有六卷。卷二“说古·古窑考”考证包括唐代越州窑、后周柴窑、宋代五大名窑在内的十七座古窑,有的还特地作了说明。对后周柴窑,朱琰就明确指出:“后周都汴,唐属河南道。考《唐书·地理志》,河南道贡瓷石之器没有其本地宜于陶也。宋政和官窑亦起于汴,汝亦唐河南道所管辖之州,柴当即在其中。”

这话论断很明确:“柴窑所处的位置就在河南境内的汝州一带,也就是《百宝总珍集》中所说的“北地”。

显而易见,强调柴窑、汝窑同处“北地”,关系非常寻常,按《百宝总珍集》的说法,“北地”先有柴窑;后有汝窑,有新建汝窑时,柴窑作为旧窑早已不复存在。以上是古代文献所说的话。

 

第四节            近现代人描述柴窑柴瓷的论述

   陈万里先生(1892-1969年)是中国近代享誉世界的陶瓷专家,也是中国田野考古的先驱,他在所著的《中国青瓷史略》中指出:“因为周世宗在位仅有的五年(954-959年)。这五年正是群雄割据,逐鹿中原的混乱时期,在郑州创建御窑是大成问题的”。

苗文兴 河南省社旗县人,生于1933年,编者在书中自述:“19659月,我所供职的河南日报社,为拓宽报道面,派本人采访河南省博物馆,自此开始接触到柴窑瓷器有无之争问题,当时通过采访耐心听取了争执的双方陈述,参阅了一些文献资料,又做了实际调查,虽一时无多大收获,但终究放心不下,自觉事关重大,在记者职责和社会责任感的驱动下,为了求证历史,为了千年柴瓷重现芳容,我主动加人了长期追踪考察考证柴窑柴瓷的行列,足迹遍及中原大地,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并坚持了四十多年”。

拉网式的一地一地寻访与排查。先在开封县周围系统排查寻访,后到中牟县境内寻访,曾三下陈留,四访朱仙镇,无数次往返于中牟县南北十里铺、七里岗、姚家、官渡桥、卢医庙以及郑州近郊等地。                            

笔者这些年捕捉到大量事实表明:

第一,在一千多年之前的后周时代,开封周边至郑州这一带根本不具有烧窑制瓷的自然资源条件,故在这一区域,历代地方史志类书籍中未曾有柴窑柴瓷记载也没有现实发现。这与古代瓷窑,大都健在自然制瓷资源比较丰富之地,便于就地取材烧制的历史事实不符,故不可能存在。

第二,几十年来,人们所说的黄河历史上多次决口,泥沙覆盖柴窑窑址,以及汴京官窑址的说法或判断,因缺乏真凭实据,这一认识不仅可靠性令人存疑事实上并不存在。

第三,1988年秋笔者在开封陈留田野考察窑址时,遇到一位知识型老农,所讲的颇有见识之言是可信的。他所述,自一千多年之前,朱温称帝定都开封,史称后梁,至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和金代,均在开封定都。自古开封周边至郑州均被历代王朝称为龙脉之地,不仅不让建瓷烧窑,就是砖瓦窑也不准建烧,因为历代帝王都以为日夜不停地烧窑,会烧断龙脉,统治者的意志是绝对不能违背的。

第四,巩县黄冶窑是隋代建烧,是隋唐的名窑,所产白瓷亦是隋唐时代的贡品,所产唐三彩享誉古今中外,为什么在宋代停烧了呢?据笔者考证也是因为北宋皇陵建造之后,当朝统治者亦是以烧窑会烧断龙脉为名,勒令停止废址的。

综合上述考证,自然地排除了柴窑和北宋官窑址,可能在汴京城腹地被黄沙深层覆盖。那么柴窑窑址究竟又可能在什么地方呢?这就必须转变思维方式,重新审视此一问题。

从苗文兴先生实地考证,开封与郑州不可能是北地,根本不会在那里出现窑址。那么自然就排除了开封和郑州。是谁说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至今仍然是个谜。

王佐在《新增格古要论》序中写道:“曹昭仲明为簪孆旧族,博雅好古,凡世之一事一物,莫不究其理,明其原,而是非真伪不能逃其监,由其见之广,识之精。”看起来王佐对曹昭很敬佩,所以他增补是很慎重的。

苗文兴先生据《瓷史、卷上、五代》所载“郑州窑开于后周柴世宗时,亦称柴窑”苗文兴认为这是某州的讹传,补增的人是不是当时也把河南某州误增为河南郑州。

前边因北地,出现了陕西,说出北地是耀州窑的观点,景德镇还有人说,北地是江西湖田窑,浙江有人把越窑秘色瓷和北地柴瓷扯到一起。都是全然不对,这种说法也是北地所造成胡猜乱指的现象。

曹昭的北地是说:“柴窑出北地”“汝窑出北地”。

两个窑口都说出在北地,汝窑窑址现在已经被证实在汝州,那么另一出北地柴窑就不言而喻了。(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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