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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内府金银器的制作机构与作品风貌
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
一 引言
根据制作者的不同，明代金银器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内府所作，产品有相对明确的制作标准，多表现礼制的庄严、等级的差异；一类是民间产品，它们可以定制，样式较灵活，多体现俗世日常的好尚、潮流的更替；另一类制作于藩王府，数量较少，同时受到内府的限制与民间的影响。三类之中，内府作品水平最高、影响最大，也最能体现明代的主流审美。
当前，内府所制金银器主要得自墓葬，墓主身份多为皇室或贵戚，有帝后、内嫔、藩王、外戚等，其材质上乘，制作精良，颇具代表性。它们由哪些机构生产？其人员如何配置？制作与使用的时间有何关联？面貌如何？下面的讨论便以这些问题为中心。
二 制作机构与人员配置
明代最重要的金银器制作机构是银作局。《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十年（1397）秋七月庚戌……置银作局，掌造内府金银器用。”《明史》亦称银作局设立于洪武三十年，但在《大明会典》所记的洪武二十六年颁布的冠服制度中，亲王、亲王妃所用“金册一副、银事件一副、金凤一对、金簪一对”等，已由“银作局办”。因此，银作局的设置时间似乎尚可再议。
检视出土实物，可发现永宣带铭文的作品中，不时有“随驾银作局（”见［附表一］之4、5、16、17、18）字样，这个机构是何时出现？后来为何又消失？它与银作局又有何关联？
根据《明太宗实录》“永乐六年十二月甲申”条：“命礼部铸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印，凡十四颗，印文并加‘行在’二字。内府尚膳等监、惜薪等司、兵仗等局，凡印十六颗，印文并加‘随驾’二字。”银作局属于内府监局，当加“随驾”二字，改为“随驾银作局”。但鉴于当时还未迁都北京，随驾银作局也可能是从南京原有的银作局分出，随成祖巡狩北京。实物中有永乐十四年八月、永乐十八年四月随驾银作局所熔金银锭（见［附表一］之4、5）可与之互证。永乐十九年正月伊始，正北京为京师，去六部“行在”二字，设在北京的“随驾银作局”应当也省去“随驾”字样，实物可见永乐二十二年与洪熙元年银作局制器（见［附表一］之6至15）。仁宗登基后决意还都南京，洪熙元年三月“命诸司在北京者悉加‘行在’二字”，然而其享国不到一年，未及还都。宣宗继位，虽未还都，但保留了北京的“行在”之称，各监局也常冠以“随驾”二字。当前所见宣德内府金银器的制作机构有“随驾银作局（”见［附表一］之18、19）与“随驾御用监（”见［附表一］之16）。正统六年十一月，英宗确定北京为京师。至此，不再称北京行在，“随驾银作局”也不复再现。由此可知，随驾银作局（以及其他随驾监局）的出现与消逝可能与明初曲折的定都过程有关。
除银作局外，内官监和御用监也是内府金银器较为重要的制作机构。
内官监设立于洪武十七年，早于银作局，洪武二十八年规定内官监“掌成造婚礼奁冠、舄、伞、扇、衾褥、帐幔、仪仗及内官、内使贴黄诸造作，并宫内器用、首饰、食米、上库架阁文书、盐仓、冰窨”。《酌中志》也记录了内官监所掌“十作”中有“婚礼作”，可知内官监参与制作婚礼器用与首饰。镌刻“内官监造”铭文的实物也可与此相证（见［附表一］之2、3）。以〔图一〕螺旋头锥脚金簪为例（见［附表一］之3、6、39），三者造型纹饰并无二致，但〔图一：1〕金簪出自内官监，而〔图一：2、3〕金簪出自银作局。已刊布的带铭文的出土物大部分产自银作局（见［附表一］），这或许与银作局成立后可专司金银器饰打造，分担了内官监的职能有关。
朱元璋早在吴元年九月便设立了御用监，但洪武一朝，其名称几度变更。至宣德元年（1426），改“御用司”为“随驾御用监”，三年于“西上北门之外造御用监作坊”。而其职能，据《明史》，“凡御前所用围屏、床榻诸木器，及紫檀、象牙、乌木、螺甸诸玩器，皆造办之”。虽未明言造办金银器，但实物有证。且依《明实录》记载，正统、成化年间有银匠供役御用监，甚至官至锦衣卫带俸指挥俭事等职。出土物也表明，至晚到万历朝，御用监依然为皇帝、太后制作金银器，只是数量不多，其中最知名的当属万历帝的金药罐（见［附表一］之66）。
〔图一：1〕内官监造螺旋头锥脚金簪 采自杨伯达主编：《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3》页96，河北美术出版社，2004年
〔图一：2〕银作局造螺旋头锥脚金簪 采自扬之水：《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第二卷）页13，中华书局，2011年
〔图一：3〕银作局造螺旋头锥脚金簪 采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等编：《玉叶金枝》页158，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
以上三个机构当中，银作局设置最晚，但职能最专。《明史》载“银作局，掌印太监一员，管理、佥书、写字、监工无定员，掌打造金银器饰”。其产量也最大。内府制作的金银器主要有供用器皿、仪仗和冠服首饰三类。金银供用器皿，从当前的出土实物来看，多是银作局所制见［附表一］。金银仪仗由内府成造，洪武间规定凡亲王、王世子“冠服仪仗行内官监造”，“世子并妃、郡王并妃，系初封，该给银造大器一分，于银作局关领”，但之后银作局未必不参与金银仪仗的制作。就冠服首饰而言，内官监、银作局都有制作，但金银事件、金凤、金簪、金坠头等饰品多由银作局负责。再者，从出土实物来看，确实是银作局所制之物占绝大多数（见［附表一］）。
银作局不仅职能专一，且工匠分工细致。由《大明会典》可知，起码在嘉靖时期，银作局有13项工种，包括花匠、大器匠、镶嵌匠、抹金匠、金箔匠、磨光匠、镀金匠、银匠、拔丝匠、累丝匠、钉带匠、画匠、裱褙匠。这些匠人应为住坐匠。明代供役工匠，因所属系统不同，有轮班、住坐之分，轮班匠隶工部，住坐匠隶内府内官监。供内府各监局差使的主要是住坐匠。事实上，为保障皇家器用的大需求和高质量，内府自然要选择技艺相对较高而流动性较低的住坐匠。当然，若大兴土木，也有将轮班匠拨调给内府的情况，如嘉靖八年营建仁寿宫，就为银作局每季增调12名工匠。
银作局工匠数量并非固定不变。根据嘉靖十年（1531）清查的结果，存留工匠12255名，其中银作局274名。嘉靖四十年（1561）又一次清查，留存匠官、匠人共17178员名，其中银作局221员名。至隆庆元年（1567），因老弱不堪役又裁至15884员名，其中银作局有匠官23员，军民匠166名，共189员名。
200人左右算不上是大规模制作队伍，如何能满足皇家日益膨胀的需要？实际上，亲王以下的宗亲很难得到内府新制的金银仪仗用器。洪武年间规定“如系旧府先年曾请封世子者，金宝仪仗传用，俱不另给”，“世子并妃、郡王并妃，系初封，该给银造大器一分，于银作局关领，袭封者传用不领”。但后期宗室繁茂，政府难以支给，嘉靖四十四年定“初封郡王及妃，银大器俱令自备，不许请给”。
虽然万历十年又议准“帝孙者，仪仗、房屋、冠服及身后坟价照例全给”，但与明前期相比，后期对宗藩的金银器赏赐是缩紧的，这个情况，可能是与当时内府各监局的生产能力，以及糟糕的财政情况相适应的。此外，明代买办的情况很常见，万历十三年（1585），银作局题称“五公主大婚合用金两、器皿等件，行户部买办”。可以说，原本由银作等监局制作的金银器饰，到了明中后期，很可能由于巨大的财政困难、宗室分封的压力以及金银器市场化等原因，内府已无力全额提供。
三 制作时间与使用时间
器物的制作时间与制作背景息息相关。通过实物铭文、墓葬信息与文献的梳理对照，可以看出以下相关信息。
第一，内府金银器的制作时间多围绕皇室成员的册婚。其中金帔坠制作时间与册婚时间最为接近，如，梁庄王继妃纪氏于宣德八年册封，其凤纹金帔坠为宣德七年银作局造（［附表一］之17）；乐安昭定王妃宋氏于景泰二年册封，其凤纹金帔坠为景泰元年银作局造（［附表一］之19）；益庄王元妃王氏于正德十年册封为世子妃，其凤纹金帔坠为正德九年银作局造（［附表一］之34）；益宣王继妃孙氏万历八年六月册封，其珠冠上凤簪亦是“益国内宝所”“万历庚辰（万历八年）五月”造。册婚所颁赐的金银器饰必有定制。目前所见实物中，藩王宗戚等墓出土的累丝金凤簪、螺旋头锥脚金簪〔图一〕，四珠环、梅花环，光素金钏、花金钏、金八宝镯〔图二〕、帔坠，多与《大明会典》所列亲王纳妃首饰相符［表一］，这就解释了高等级墓葬中部分金银首饰品类的相近、面貌的相似，也表明了明代女性以嫁奁入葬的习俗。帝后身份尊贵至极，定陵有纪年铭文金器75件，其中17件“庚申年”铭金器很可能因万历驾崩而造；而“辛丑年”铭金银器，它们虽与万历帝后无直接关系，但辛丑年是皇长子及诸皇子冠婚典礼之年，这些金银器极可能因此契机而一同制作。可以说，与冠册婚礼的紧密联系则进一步加重了内造金银器的仪制气息。
〔图二：1〕梁庄王妃金八宝镯 采自梁柱主编：《梁庄王墓·下》彩版143，文物出版社，2007年
〔图二：2〕益庄王妃金八宝镯 采自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
〔图二：3〕益端王妃金八宝镯 采自江西省博物馆等编：《江西明代藩王墓》彩版26，文物出版社，2010年
［表一］亲王纳妃用金银首饰与藩王墓出土物
第二，许多内府制金银器会重复使用。皇室册婚典礼所需金银器数量颇多，并非每件器饰都由当朝制作。有些是“旧物改新”，如梁庄王所用金箸就是由“内改造”而成（见［附表一］之8）。有些是“旧造新用”，如成化、弘治、嘉靖、万历时期墓葬了出土了永乐款金簪（见［附表一］之6、7、9、10），又如备受冷遇的孝靖皇后所用之物中有隆庆朝制品（见［附表一］之45、46），天启年间入葬的妃嫔所用金银器皿带有宣德六年、九年，弘治元年款识（见［附表一］之16、18、22、24）。不少“前朝旧物”的制作时间依然围绕册婚时间，如在多个墓葬中出土的“永乐二十二年十月”铭金簪（见［附表一］之6-10）。永乐二十二年十月（洪熙皇帝）朱高炽继承大统并封建藩王，而封藩王必选贤女为之配?3?，当时为冠册婚礼大量造作且留用后世也是情理之中。
四 影响作品风貌的重要因素
（一）官样普遍且严格的使用
官方的各种规定对明代器用冠服面貌影响最大，金银器也不例外，且因材质高贵，督之甚严。洪武时期已定衣服冠带等须“如法制作”，皇帝、皇太子、亲王仪仗等亦“依式修造”，永乐七年定“以旧定官民冠服、器皿制度绘为书册，颁示中外诸色工匠，俾知遵守”，嘉靖七年皇帝甚至亲自参与制定了忠静冠服与保和冠服，并以图册颁示礼部、赐诸王府。地方织造绒毼等物也是依照“降来图样”；供用瓷器亦是“定夺样制”、给出样式。这些由朝廷颁布的“法”、“样”，就是所谓“官样”，它们不仅明确规定了器形、纹饰，也暗含着使用法度。
“官样”不仅是保证器物面貌统一的必要条件，更是辨上下明贵贱的直接手段。所以官样不仅被广泛颁行，更被严令遵守。若僭越，会招来杀身之祸。如正统三年，英宗“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厂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金银器较瓷器高贵，使用条件更苛刻，凡内府所作必依官样，对其监督也只会更严格，从具体式样到用料，如用金银多少、嵌宝几颗，都有规定，如“梅花环一双，金脚重五钱”、“金八宝鐲一双，八两重、外宝石一十四块”等［表一］。
文献说明了官样普遍而严格的使用，实物则亲证了其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品类的限定，上文所举首饰种类已是例证，器皿亦如此。以亲王用“金银供用器皿”为参照，按礼制，用金器11种24件（副），银器8种46件，包括壶瓶、酒注、执壶、盂子、漱盂、台盏、爵、杯、盘、碗、汤鼓、匙、箸等，定陵、梁庄王墓、董四墓村明墓等出土器皿多可与之相互印证。
同一品类，造型必定相近，若纹样题材、装饰工艺一致，面貌理应相似甚至相同，如〔图一、图二〕所示金簪、金镯。再如银作局万历九年、十年打造的两件银盆。其一出土于董四墓村万历妃嫔墓，为银鎏金鸾凤纹平沿盆〔图三：1〕，高5.1厘米、口径27.6厘米，盆内底鎏一圈金边，圈内为首尾相衔的一鸾一凤；盆沿为八组二方连续的莲花。此盆底铭“大明万历辛巳年银作局造”，辛巳年为万历九年（1581），此年选淑女备九媛，十年三月册九嫔，这件银盆应当是为册封九嫔而制。其二系孝靖皇后王氏之物〔图三：3〕，高5.5厘米、口径28.4厘米，〔图三：2〕为其纹样摹本，其器形、纹样、构图、装饰工艺、尺寸几乎与前者如出一辙。盆外底镌刻“大明万历壬午年”，此年（1582）六月王氏获封恭妃。《大明会典》规定皇妃仪仗水盆样式为“银质，间抹金，中云凤纹，边香*纹”?4?，恭妃王氏与“九嫔”所用银盆可能是册封时的仪仗用器。二者相似至此，若无范本，实在无法解说。所以说官样是明代金银器面貌形成的基础。
〔图三：1〕万历嫔妃鎏金鸾凤纹银平沿盆 采自梅宁华等编：《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页123，北京出版社，2003年
〔图三：2〕孝靖皇后鎏金鸾凤纹银平沿盆纹样摹本 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等编：《定陵·上》页167，文物出版社，1990年
〔图三：3〕孝靖皇后鎏金鸾凤纹银平沿盆 采自赵凤桐等主编：《定陵出土文物图典》（第二卷），页116，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6年
（二）材质先于装饰
通常，官样强调造型与纹样，但对金银器而言，首先考虑的是材质，然后才是造型与纹样。材质有金银之分，又有成色之别。如宫廷与藩国用物，器类器形大抵相同，材质与装饰才是隆杀所在。以皇帝、太子、亲王仪仗所用部分金银器为例［表二］，可知材质是首位，金质高于银质；若同是金器，则看成色高低、纹样贵贱；若同是银器，则先较饰金多少，再比纹样高下。如梁庄王府承奉司所制光素直筒银瓶〔图四：1〕，颈为长圆筒，筒两端各焊一道凸箍；颈下接钵形腹。此银瓶与银作局所制云凤纹直筒金瓶〔图四：2〕器形相同，但二者面貌因材质高低、纹样有无而大不一样。
 ［表二］《大明会典》载皇帝、太子、亲王仪仗用金银器
 〔图四：1〕
光素直筒银瓶
采自前揭《梁庄王墓·下》彩版36
 〔图四：2〕
云凤纹直筒金瓶
采自李季主编：《明永乐宣德文物特展》页87，紫禁城出版社，2012年
又如万历辛丑年（1601）银作局制三件金漱盂（［附表一］之56-58），见〔图五：1、2、3〕，分别系万历帝与孝端、孝靖后之物。漱盂底部皆錾有经管官及工匠姓名，且尺寸、重量差异极小（见图注），足见监督之严格。三者器形相同，皆平底、腹稍鼓、敛口、卷沿。但万历与孝端用物有纹样，且题材与构图皆一致：外壁为云龙戏珠、江崖海水，内底为一升一降云龙戏珠，虽出自不同工匠之手，但风神相通。孝靖皇后所用则为光素，当其时（万历二十九年），其子朱常洛虽被册封为太子，但王氏身份却仅为恭妃。地位不同，故同样器物，只留其“形”而未饰其“纹”，更重要的是其材质为“六成色矿金”，低于帝后所用的“八成”。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最高贵的金器常嵌珠宝玉石，如梁庄王所用杏叶金执壶纯素〔图六：1〕，而万历所用则嵌镶珠宝〔图六：2〕。臣僚若得天子盛宠，其获赐金银器物也每每嵌镶珠宝，如宪宗宠妃万氏之弟所用镶宝金执壶；笃信道教的世宗赏赐方士陶仲文镶宝石的水盂、金冠；神宗及太后赐予首辅张居正之母的金镶宝石头面。
〔图五：1〕云龙纹金漱盂 通高5.9厘米、口径14.3厘米，重375克采自前揭《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页133
〔图五：2〕云龙纹金漱盂 通高6厘米、口径14厘米，重373克采自前揭《定陵出土文物图典》（第二卷），页89
〔图五：3〕光素金漱盂 通高5.8厘米，口径13.9厘米，重297克采自前揭《定陵出土文物图典》（第二卷），页98
 〔图六：1〕
梁庄王杏叶金执壶
采自前揭《明永乐宣德文物特展》页85
 〔图六：2〕
嵌宝杏叶执壶，《出警入跸图》局部
采自江兆申主编：《故宫藏画大系·十一》，台北“故宫博物院”，1995年（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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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2018/12/7 10:18: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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