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研究中国的文物，许多专家的梦想竟是能到海外去看看真品。这是戏言，还是谶言？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发表的“全球防止非法贩运文化财产报告”公布的数字，在全球47个国家的218个博物馆中，中国文物就有163万件，私人收藏家手中的中国文物则在千万件以上。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遗存，承载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见证了中华文化的辉煌与博大。文物保护，实际上是保护历史，保护根脉，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然而，目前我国的文物流失现象普遍而严重，亟待有关部门重视。

图片说明：流失海外的玉器

 

　　中国文物之觞

 

　　中国文物背井离乡非一夕所致，除却那些处于正常贸易状态流散境外的文物之外，有报道称中国文物流失经历四次浪潮：

　　第一次文物流失浪潮是鸦片战争中。其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文物被列强大量抢夺和分食，直至溥仪被逐出皇宫，第一次争浪潮才告结束。

　　第二次文物流失浪潮是日本侵华时期。这是中国文物大量外流的高峰期。当时，国民党政府无论在财力上还是管理上都比较弱，普通民众也没有保护文物的意识，因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侵略者把大量文物搜刮而去。

　　第三次文物流失浪潮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一个时期。那时，国家文物政策只规定清代乾隆以前的文物不能出口。于是，乾隆以后如清朝嘉庆、道光时期的很多官窑瓷器、书画以极其便宜的价格流失海外。同时因鉴定失误，很多明代、清代早期的文物竟被当成仿制品卖了。

　　第四次文物流失浪潮是改革开放以后。当时，中国文物走私形成高潮。香港成为文物走私的集散地和中转站，内地的文物被走私到香港，随后流散到中国台湾、美国、日本、东南亚，甚至荷兰、丹麦与挪威等西欧、北欧国家。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陆建松近年来一直十分关注中国文物走私盗窃现象，曾出色地完成省部级课题《我国文物盗窃走私活动现状、原因及其对策研究》。他告诉记者，据1988年9月北京举办的《全国打击文物违法犯罪活动战果展览》公布的消息，在此前近10年中，全国有20多万件文物被偷运出境。1991年至1994年，全国海关共查获走私文物4.6万件。1991年至2000年，全国海关共缴获走私文物10万余件。由于我国对外开放地区和口岸的不断扩大和增多，以及对外交流的日趋频繁，文物走私的通道也在不断拓宽，因而被截获的走私文物仅仅是冰山一角。在过去20多年中，由于中国文物被大量走私出境，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文物非法输出国。2000年3月30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在一篇题为《应中国要求美国海关没收准备在克里斯蒂拍卖行拍卖的一件文物》的文章中，引述了纽约亚洲艺术品评论家简·维尔纳埃伊的话“市场上到处都是中国的陪葬品和艺术品，人们正在疯狂地从中国走私”。本世纪的10年中，我国的文物流失依然非常严重，每年都有大量文物被走私出境流失海外。

　　一组组数据，刺痛的绝不止是记者的眼睛。

 

　　出土，不仅仅靠传奇的洛阳铲

 

　　“盗墓太厉害，国家现在几乎没有有力的措施进行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文物流失的根源，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从谈及其他。盗墓已经到了公开化，甚至合法化的程度，这使得局势变得十分麻烦，令人触目惊心。有人拿着东西说不用鉴定了，我这是出土的。到这个份儿上，简直没有办法，无话可说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退休研究员李健民一谈起这个话题，就立即激动起来，以至痛心疾首“现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全民盗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监管缺失，说什么都白说，让人哭笑不得。正如中国足协，连掌门人都被抓了，全都是白说。关键是盗墓能不能制止？谁来制止？”“中国考古界对文物保护基本不关心，有关文物流失的宣传力度，国家执行力度都很不理想，这不是媒体能够解决的。一言以蔽之，现在要大力打击盗墓走私，不能让社会风气沦落到吃祖宗饭，发祖宗财的地步。这个问题我已经讲得口干舌燥，非常痛心，不愿再谈。”尽管如此，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有过数十年考古经验，近年对文物流失非常关注的李健民研究员仍然抑制不住激动，凭着知识分子的良心，又一次对记者谈到这个令人震惊而痛苦的话题。

　　中国古代墓葬已经十墓九空，这早已不是秘密。新华网上有报道称，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盗挖古墓案达10万余起，被毁古墓约20余万座。陕西文物重点地市咸阳，拥有历史文物遗存4834处，境内汉唐帝王将相陵墓密布，从1999年以来，该市仅破获的盗墓案件即达49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37人，追缴文物1886件。从近几年咸阳市公安部门缴获的盗墓工具来看，盗墓贼的设备越来越先进，他们不但配有压挤式定向爆破器材，配备有精密的红外线望远镜、红外线探测仪、军用指南针、夜视镜、防毒面罩等现代化设备，而且普遍配备有精良的通讯器材，甚至拥有可以加密通话、装有全球定位系统的移动电话。据咸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文物侦查大队高队长介绍说：“一些盗墓分子使用的汽车从外边看与普通汽车无甚两样，但其实大多经过改装，发动机往往在400马力以上，警车很难追上。”

　　《中国青年报》曾刊发题为《青海甘肃文物大量流失十余年抢救工作困难重重》的报道，称青海自2008年以来，连续发生三起盗窃、盗掘古墓，倒卖文物案件：2008年6月8日，青海省玉树称多县发生特大镏金佛像、法器被盗案，22件寺藏镏金佛像、两件法器被盗。经公安机关侦查破获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被盗文物全部追回。2008年8月，海西州德令哈市公安局破获一起倒卖文物案件，查获文物织片12件，经鉴定其中6件为国家一级文物，两件为国家二级文物，4件为国家三级文物。2009年3月24日，海东地区化隆县群科镇文布具村发生一起盗掘古墓葬案，经公安机关侦查破获，抓获犯罪嫌疑人两人，缴获盗窃陶罐15个。

　　吉林省西北部的辽金文化墓葬区，十几年前就十墓九空了，大的可以开汽车过去；江西元代酒窖也已经被当地农民哄抢而光，流向了市场。

　　浙江大学教授姜俊杰也提起目前盗墓致使文物流散的严重程度，他说在江西全境以及闽赣交界地带，都能搞到大量出土文物。不少藏家收藏了大量这种国宝级的东西，估计此外还有很大的囤积量。

　　原遵义市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李连昌提及当地盗墓的情形，更是令人咋舌，他说：“现在主要就是盗墓，他们简直如履平川。在古玩地摊旁边，就有很多盗墓者，他们观察买家，看到合适的，就上前搭讪，我们当地称之为‘现场直播’。也就是说，你要什么朝代就给你挖什么朝代的，但是价格比较高。盗墓的现在不喜欢直接卖给摊主，都喜欢现打洞现挖。我在遵义见过好多次，自己一直没敢去，但是有朋友去过。我也认识十几户做这行的。”

 

　　文化遗产保护迫在眉睫

 

　　盗墓活动在历史积淀深厚的中华大地上遍地“开花”，举不胜举。盗墓当然是文物流失的根源之一，但不是全部。准确说来，文物出土与流失有两种情况，一是有意识的，比如盗墓；一是无意识的，比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山地开发、高速公路建设、水库修建等等，惊醒了地下沉睡了千百年、数量庞大的珍贵文物。

　　中国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科学检测实验室主任朱震感叹道：“中国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产生的文物不计其数，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媲美。改革开放前，我国出土了数以数十万计的文物，30年来，国土开挖面积是过去30年的几十万倍，简单推算，可能也出现了数以千万件东西。”

　　同样的话在中国民间收藏尤其是元青花收藏的领军人物许明那里听到。许明，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美学学者，当年去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考察元青花的专家团成员之一，圈内人都喜欢称之为“许博”。跟许博士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刚从伊朗回来。许明一行在伊朗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到距离德黑兰几百公里外的矿山进行田野考察，不过一周，便晒得黝黑，但是拿到一手的钴矿石的那种兴奋溢于言表。他说：“中国古人信天地、信阴阳，中国人间和阴间都有共有的生活的要求，信奉灵魂不灭，所以有大量的陪葬物。这也是中国文化独特的景观，甚至是人类文化保存的独特血脉。这是中国的贡献，除了古埃及、古巴比伦以外，别的国家基本上都没有这样的贡献。大量的出土文物的级别很高，有的是国宝级的，它聚集了历史性、艺术性、审美性、文化性、政治性，是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重要的宝藏之一。但文物的大量出现已经突破了文物界和考古界的设想，远远超过他们过去的发现，我们甚至可以评价为惊人的发现。石刻、石雕、古陶瓷，甚至是民间保存的书法、藏书、唐宋元明清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由于它们的突然被发掘，其来势凶猛，完全突破了传统文物界固有的观念，使得体制内的专家们措手不及……”

 

　　谁在收藏中国——集装箱里的秘密

 

　　资深记者吴树在多年暗访国内古玩市场、拍卖公司、盗墓现场、文物制假基地的基础上，写下了一部试图全方位揭秘当代中国文物市场黑幕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谁在收藏中国：中国文物黑皮书》。在书中，吴树用大量篇幅披露了中国文物外流的现实。在《国宝大出境》一章中，他写到自己到香港中环的荷李活道和上环的摩罗街暗访，摸清了国宝外流的几种方式，其中最常见的是“带工”，即随便找个往返香港内地两地的菜农，往菜担子中一放就轻松过关了。

　　另外，该书还揭露了一桩桩黑幕重重的文物交易、一个个骇人听闻的古玩骗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国宝之战。其中涉及一些公众人物，比如史树青收藏“越王剑”所引起的争议、献宝者宁志超的遭遇等。

　　事实上，文物流失在民间社会早已经由耳闻变成亲历了。“中国当下的文物流失，我从媒体、网络，以及李辉炳先生那里看过听过一些，自己在收藏过程中也有相当的了解。现在他们（注：文物贩）已经开始收美金、日元了，身后可能有一些国际背景。从国外网站，比如日韩一些公司网站上，也可以看到大量中国文物在展卖，明码标价，都是这一二十年出土的东西。”有大约十年收藏经历的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俊杰如是说。

　　近几年，全球文物交易额直线上升，仅2003年的统计，就超过800亿美元。巨大的交易额和巨额的利润，直接诱发了全球性文物犯罪。中国、埃及、希腊等文物大国的文物流失呈逐年上升趋势。中国“当之无愧”是重灾区。

　　那么，这些走私文物源自何处？复旦大学陆建松教授说，据有关部门调查，走私文物主要来源于四种途径：一是盗掘古墓和古文化遗址及盗窃馆藏文物；二是旧货市场中的文物黑市；三是穿街走巷从民间非法收购；四是从文物艺术品市场购买并非法出境。

　　其中，古墓葬和古文化遗址被盗文物是最主要的走私文物来源。这些被盗文物一部分被直接通过秘密渠道走私出境，另一部分经旧货市场流入黑市，但最终相当数量的文物又被倒卖到走私分子手中，流向国外。

　　田野石刻和寺庙文物也是走私文物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些文物一般质量和级别较高，时间明确，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文物走私分子掠夺的重要对象。

　　此外，文物黑市也是走私文物的又一重要来源。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各大中小城市旧货市场异军突起，交易兴旺，支撑这一市场兴旺的一股重要力量是大量的文物黑市交易。在黑市交易中的文物，除部分满足国内收藏者外，更多地被倒卖到文物走私者手中。

　　经过调查研究，陆建松教授总结出了这些文物流失国外的方式和渠道，主要有以下四种途径：一是通过渔船、小型运输船等直接从海上走私出境，这种方式是广东福建地区文物走私分子惯用的手段。二是利用海、陆、空旅检通道个人携带或利用人货分离托运的方式进行文物走私。三是利用国际邮件走私文物。用国际邮件走私文物的邮件寄件人一般填写假地址、假姓名，一旦被发现，文物虽然被扣，但走私人却可以逃避打击。四是利用集装箱走私文物，采用伪报品名的方式，将文物夹藏在集装箱货物之中蒙混过关，这样既可以人货分离，又能大批量地偷运出境，全国各大对外贸易港口都发生过利用集装箱走私文物的案件。走私文物的流向从港、澳、台扩大到英、美、法、日、韩等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近10年来大量侦破的文物案件看，文物犯罪活动越来越呈现出内外勾结和盗、运、销一条龙的特点。境外文物走私分子和不法商人有的直接潜入国内，与国内不法分子相互勾结，共同进行文物盗窃、非法收购和走私；有的与境内不法分子相互勾结，在境外遥控，指使和操纵境内不法分子盗窃和非法收购文物，然后通过秘密渠道，将非法获得的文物运出境内，由境外走私分子和不法商人接货。为了逃避我文物、公安、海关等执法部门的打击，迫使文物犯罪朝着集团化方向发展，并从盗窃、窝赃、运赃到销赃等各个环节都有专人指挥，专人负责，环环相扣，互为羽翼，形成盗、运、销一条龙。

　　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上海站原站长许勇翔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也曾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部门都经商，出去的集装箱基本免检，所以集装箱走私比较严重，“后来我们在海外发现了大量的佛像、石雕，这些不可能携带的东西，只可能是集装箱出去的嘛。”

图片说明： 唐·韩干《照夜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舆论指向文博体制

 

　　现在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有两条线索，一是历代的典籍和文本，传统学术界已经研究了很多；二是器物性资料，从一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直到近代，一直都有传承，过去为文博系统收藏。长久以来，这被认为是唯一的收藏和证据保存的方式。然而目前对这些证据的保存和研究是很不够的，仅局限于文物系统对它们作年代考证等，而对它们的文化含量、历史含量的研究甚为缺乏，还没有把它们纳入中国宏观的学术视野。

　　在许明博士看来，近年来的经济文化建设大大地改变了既有的文化传承的格局，改革开放后大量文物出土，而且出土的情势已经不可控制。无论是盗掘、高速公路建设、水库修建，如三峡水库、南水北调工程，等等，它们的工程量太大，使得有关部门防不胜防，管不胜管。一个县的文物部门仅有几十万甚至几万元的经费，及十几位工作人员而已，如何能管得过来呢？因此，老百姓、工程队、基建队，都使这几十年出土的地下文物大量流向市场。它们遭受到的命运，要么是被中国民间收藏家收藏，要么是被作为仿品，流失到国外去。现在已经证明，日本、韩国、欧美等国家的商人，以低廉的价格大量收购中国古代的文物，更别说港澳台地区了。韩国的一个大企业有四千件中国的元明瓷器，还请中国的文物专家前去鉴定。现在这个现象已经不叫走私了，而是堂而皇之地公开出境。听到这里时，记者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许博士内心的波澜。他接着又说，究其原因，是我们的文物系统放弃了对这些“疑似文物”的鉴定权、认证权和监管权。这个现象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民间收藏家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譬如出版著作，开研讨会，等等，唯希望文博系统的领导、专家早一天觉醒，早一天意识到这个现象，早一天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因为这种势态已经危害到中国的文化根基、文化血脉，危害到国家的文化安全。

　　对体制内专家有微词的大有人在，姜俊杰教授说及这个话题时，好几次用了“痛心”这个词，“当前，政府主管部门、体制内专家，没有正视和直面文物大量出土的事实，不认可，导致东西只能在藏家之间流通，而不能与市场接轨，所以文物价格极低。如果东西在国内得到认可，有市场价值，那么藏家就会从‘地下’走到‘地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一些民营企业家大量收购、囤积，并通过一定渠道，大量出境。这一点，体制内的专家要负一定的责任。他们观念起码比民间藏家滞后十年，而这十年流出的文物的量，可能超过八国联军时期流出去的。关键的关键是政府部门快点醒悟，从法律层面形成制度，一定要让一些经验丰富的民家藏家参与其中，体制内专家的知识似乎不够用了。”

　　李健民研究员提及体制内一些专家时，也不无遗憾。他说对专家本身也要有界定，现在专家的队伍不是很纯洁，水分很多，都滥了。

　　朱震原来就是科技工作者，任中国收藏家协会科学检测实验室主任以来，他为民间收藏家做鉴定，接触了很多藏家和藏品，感触很深，“文博部门应该是保护中华文化的主要部门，但是这些被赋予了保护文物的权力与责任的职能机构严重不作为，加上一些专家毫无根据的否定，造成文物大量流失不可避免。今年我与孙学海、熊传薪两位专家一同去韩国收藏家协会访问，发现他们那里大部分的老东西，都跟我们藏家手中的东西一样。”

　　由此不难发现，目前中国文博体制仍然作风传统，对民间收藏也用传统的眼光，鉴定体制也显僵化，体制内专家不认可，那么这些出土的东西，海关就没有办法阻拦，外流也就顺理成章。正因为如此，民间也才会有这样强烈要求“拨乱反正”的呼声。甚至体制内的一些老专家，如故宫博物院古陶瓷专家李辉炳也不无失望地说道：“体制内的工作人员不下去，不研究、不学习，自以为是，固步自封，这都会给国家文物保护带来很大损失。但他们又不可能短期内改变，这跟体制有关。”

 

　　文博系统之痛

 

　　民间文物就像后娘生的孩子一样，被抛弃，被流浪，被赶出国门，而这些都是非常高级的东西，有的可能比馆藏的还要好，它们的数量甚至几百倍、几千倍于馆藏，可是为什么就不能被文博系统认可呢？文博系统怎么了？有媒体曾作过如下报道：

　　国家文物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开始抱怨文博行业处境的艰难。

　　“全行业不到7万人，”他对记者说，“全国有40万处不可移动文物，2000万件可移动文物，以全国14个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来说，财政上地方政府不愿意承担，每年200-300万中央拨款基本上是杯水车薪。”

　　他举例说，每年文物进出境量是40万件，还有大量仿制品，“这就让工程量翻倍”。由于每张文物许可证都要附照片，还有记录单、出境许可证等，实际上，“这一点钱连这些基本耗材费都不够。”他苦笑。

　　“站里缺乏合理的梯队建设，就靠老专家在撑着，有些老同志这么多年了还没有编制……这样下去的后果是什么？一件东西看走了眼，它就出去了啊！”

　　许勇翔在审核管理处上海站工作的经验是，（文物可能流失的）口子太多了，快件邮包、个人旅客……海关方面缺乏专业人员，文物部门和海关缺乏进一步的合作，“而且，海关岗位经常调动，我们刚跟一位熟了，他就调走了。”他曾力主建立出入境现场的电视电话系统，但未能如愿，这部分反映了中国文物部门的尴尬地位。

　　似乎各有各的理，或许正如李辉炳老所言，这将需要一个过程，短期内无法改变。

 

　　文物保护之路漫漫

 

　　文物传承着一个民族的文明，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为了让中国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没有断代的国度，不再一直体味文物流失带来的切肤之痛，每一个公民都不应该无动于衷，文物保护必须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同时，我们还必须意识到，有效防止文物流失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我们不能单纯强调某一环节的重要性，而要完善整个文物保护的大框架。

　　首先，要从观念变革开始，树立大文物概念。采访中，许明博士以学者的睿智高屋建瓴：“我认为要树立大文物的概念，就是无论公藏、私藏或民藏都是国家文物，文物都应该被关照和管理，为它们提供鉴定、认定的方式，提供在国内流通和帮助的平台，全民配合国家公立博物馆进行收藏。树立大文物概念，必须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的文物都管理起来，至少要提供政策和管理知识。”

　　在倡议树立大文物概念的同时，许博士带领众多民间藏家成立了“中华疑似文物保护委员会”，试图以“疑似文物”这一相对客观的提法，为这些不被关注的民间“流浪”文物争取应有的尊重和社会地位。这个保护机构先后办展览、开研讨会、连续出版书籍，并去国外有关机构考察研究……在民间文物保护的黎明尚未到来之前就早早起身，风风火火地进行着他们理想中的文化保护和传承事业。

　　第二，文博系统的体制应当及早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至少要开始重视民间收藏，解决民间收藏中出现的问题，改变僵化的鉴定体制，积极主动地广泛听取意见，深入基层社会进行文物状况摸底，抛弃对民间收藏的不认同，甚至是歧视的态度，真正履行岗位与法律赋予的保护文化血脉的艰巨任务。不妨时常体味一下记者吴树的话：“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各方努力，期待管理文物的行政者去动脑子。作为写作者，我不企望一本书能对目前混乱的中国文物市场起到什么大作用，只想用我所见、我所思，给管理层进言一句：再不认真治理，中国的文物业将陷入万劫而不复。”

　　第三，就文物保护框架来说，其中最直接的环节就是要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应当建立各相关行政执法机构的协调制度，明确各自的职责，最大限度发挥各自优势，从各个方面保护文物。在防止文物流失问题上，尤其要加强海关和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合作，共同打击走私犯罪。正如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干部柏麟所说的那样，目前的文物法注重对历史文物的保护没有错，但怎样保护缺乏操作性，有些空泛，致使执法困难。在一定的监管条件下，要使民间收藏合法流通，堵住盗墓、走私两头。正确引导民间收藏，开放民间市场，规范民间文物流通市场，完善税收、监管机制。

　　第四，积极利用民间力量，树立藏宝于民的观念，尊重民间藏家。考古学所专家李健民告诉记者，他接触过不少民间藏家，很多都让他非常感动，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都非常优秀，收藏了大量连考古专家都没有见过的珍贵文物，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家科研的不足，抢救、保护了大量史前文物，远远超过国家专业机构。他们是真正的社会精英，必须给以一定的社会地位。的确，古今中外，民间收藏一直是一支重要力量，民间收藏是国家展示历史文化的很好补充，馆藏与民藏不应割裂，而要优势互补。

　　尽管形势严峻，但民间藏家们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他们期待，但不幻想遥远的救世主，而是一如既往地秉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挚爱，去收藏、保护和传承……

　　文物流失惨重，民间文物保护势在必行。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当从民族大义出发，像那些已经为此奋斗许久的民间藏家一样，用行动来保护文物。我们也许都该学习李连昌的乐观：“胡锦涛总书记已经提出文化体制改革，我们等着瞧，国家会有办法。”

 

个案——播州金器出入记

 

    李连昌自1983年就开始进入收藏领域，古籍、字画、玉器、青铜器、瓷器，等等，无一不收。他收藏源于当初修志，当时他担任地方志主编，涉及收集资料和文物，为那些文化珍品所震慑，从而喜欢上了那些工艺精良、文化内涵丰富的文物。近三十年的收藏经历，也使得他阅事无数。在他那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用真实图片讲述的故事：

    这些照片说明古播州（遵义）的一套金器(有器图和碑图，注：古金器是国家一级文物，)是从一个叫吴三的古玩商那里出去的(有信图和旁证人写的证明图)，并且有国家地矿局检测中心鉴定(拴在金器上的牌子图)。含金量为百分之七十(非标准金就是古代金)，又经遵义县文物管理所鉴定为元代的金器(有鉴定证明图)，那位买家拿回中国，就有了海关封条和文件(有封条图和文件图)，说明已经出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