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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雄先生为《探谜：逝去的辉煌——柴窑》书稿写的《序言》
序 言
台湾中统古董文物馆馆长 蔡文雄
中國大陸的收藏家母智德先生將他的著作——《探謎：逝去的輝煌——柴窯》的書稿寄給我，囑我為其寫序，內心深感惶恐。但作為志同道合的、中華民族優秀歷史文化遺產的守護者，卻又不便推辭，只得盡力而為了。
據我所知，在大陸和台灣的古董收藏界以及相關的網絡媒體，提起母智德先生，都稱得上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古董文物收藏者。其所發表的數十篇古董文物的研究文章，每篇的內容都非常精彩，均有鮮明的觀點和獨到的見解。我是一讀再讀，從中學到了許多研究學問的操守，豐富了古董文物的鑒賞知識。可以說，母先生的有些文章，在
國内某些專家、學者當中，是無人能出其右的。
在那麼多的文章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如：《更多、更好的汝瓷在民間》，在這篇文章里，母先生以汝窯的科學考古成果為依據，對汝窯的燒造歷史、各個時期產品的特徵都進行了詳實的論述；還結合古代文獻的記載、特別是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出土的大量實物作為佐證，顛覆了國內專家、學者所說的“汝窯的生產前後只有二十年”、“汝窯器的存世量全世界僅有六十七件”的離譜結論。在《五彩斑斕宋定瓷》一文里，母先生在深入研究當代考古發掘資料和歷史文獻的基礎上，摒棄“墨守陳規”的治學陋習，“與時俱進”地廣泛學習、採收古董文物界對宋代定窯瓷器研究的新成果，揭示出宋代定瓷在製坯、施釉、裝飾以及燒造方法等諸多工藝技術的本來面目，無可辯駁地否定了大陸一些專家對宋代定瓷在認知、鑒定上的極端自我、片面、偏激的陳腐觀念，為挽救業已珍藏於民間的宋代定瓷的厄運，做出了值得稱道的可貴貢獻。從台灣中統古董文物館收藏的為數不少、器型精美、釉色豐富、紋飾斑斕，且已被大陸以外的古瓷專家認可的宋代定瓷，就印證了母先生所持觀點的正確性。在他的《乾隆禦制詩刻瓷器鑒賞》一文里指出：“鑒別乾隆禦制詩刻瓷器的真贗，首要的一點，就是要看被刻器物的本身是不是古陶瓷的真品、精品和珍品。前面我們已經談到：‘用來鐫刻乾隆禦制詩的瓷器，一部份是本朝燒製的精品官窯瓷器，另一部份則是清宮舊藏的、頗得乾隆帝賞識的歷代古陶瓷珍品’，否則絕不會用於乾隆禦制詩的刻制。”在論及乾隆禦制詩刻瓷器的“陽文凸刻”方法時，母先生寫道：“這種刻瓷方法，無論工藝要求、技術難度都遠遠超過在釉面陰刻文字的方法。上海硅酸鹽研究所的科技人員，曾經爲了取樣研究古瓷器釉料的化學成份，經過無數次的嘗試，都未能將瓷器表面的瓷釉成功剝離，最後只得另擇它法。有現代的技術條件和先進工具作支撐，要把瓷器表面的釉層成功剝離，尚且未能如願，而作為乾隆時期的古人，卻能做到該剝之處乾淨利落，不該剝的地方基本不損，甚至連剝釉之處胎體上纖細的開片紋都原樣保留、絲毫不傷。如此超凡的技術，非乾隆時期清宮造辦處‘玉作’坊的高級工匠所不能為”。正是受到這些觀點的啓發，本人一方面開始留意台灣古董市場的動態，一方面央請大陸的古董商人按照母先生的論述幫我尋覓此類器物。真乃“皇天不負苦心人”，兩三年來收穫頗豐。所以我說，我的這些收藏成果完全是拜讀母先生的文章所賜予的。
有朋友曾對我說：“母智德先生是大陸研究柴窯的第一人”。研讀了母先生《探謎：逝去的輝煌——柴窯》的專著后，我也有同感。首先，是他那超乎尋常的執著精神，實在令人感佩！這在國內外網絡媒體廣泛播放的“百集大型系列專題片《收藏人生》第一期·《執著的獨行者——母智德》”里，就有着真實的體現。正如母先生所言：“研究柴窯，就是攻克中國古陶瓷領域里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摘取中國古陶瓷皇冠上的‘明珠’”，沒有不畏艱險、百折不撓的執著精神，是萬萬不可能有所作為的。
我認為，母智德先生《探谜：逝去的輝煌——柴窯》一書里，以下一些內容很是值得我們閱讀、記取的。
首先，母先生通過對五代史的深入研究，以詳實可靠的史實資料，對周世宗柴榮執政期間為完成統一大業，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宗教等各個方面取得的“较之汉之文武，大唐之太宗，不逊分毫”的偉大業績，以及在柴荣皇帝親力親為下在對都城汴梁的建設上所取得的傲世成就，乃至包括鄭州在內的廣大京畿之地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歷史事實，有力地批駁了内地某些权威專家、甚至權威著作中所謂：“周世宗在位的年代僅有六年，這六年正是群雄割據，逐鹿中原的混亂時期，在鄭州創造御窯是大成問題”的定論，動搖了“柴窯否定論者”賴以立足的根基、對探尋柴窯遺址的確切地域提供了明確信息。
在中國內地對於柴窯的研究，爭論最多、分歧最大的問題之一，當數柴窯究竟產自何地？就目前的實情而論，無非兩種觀點、兩個陣營：一是持“柴窯出北地”論者，抱此種觀點的人并由此推論，“北地”就是“北地郡”，“耀州”古時曾一度屬“北地郡”管轄，故柴窯器產自耀州窯；另一種則堅持“柴窯出北地河南鄭州”。尋根究底，分歧的源頭在於：究竟“柴窯出北地”的記載是曹昭《格古要論》的原文，還是“柴窯出北地河南鄭州”是曹昭《格古要論》的原文？“柴窯出北地河南鄭州”是不是王佐在《新增格古要論》里篡改了曹昭原文的偽文？母智德先生正是緊緊抓住這個突破點，以可信度較高的、中國書店出版的《新增格古要論》影印本為依據，重點對該古籍的《序》、《凡例》、《古窯器論》進行了全面、細緻的研究與分析，從而肯定了王佐的《新增格古要論》對曹昭《格古要論·古窯器論》中各種器物的記載，沒有一字一句的增補與刪改。與此同時，母智德先生還對曹昭記載了產地的七種（含“柴窯”）古窯器，以及由他人增補的三種記載了產地的古窯器，從所記產地名稱的歷史沿革、明王朝對政區的劃分以及命名，進行了細緻入微地考證，進一步驗證了“柴窯出北地河南鄭州”，就是曹昭《格古要論》的原文。迄今為止，就我的閱歷所及，在國內外只有母智德先生對柴窯的產地，做了如此科學的、符合歷史事實的詳盡研究與考證，解開了柴窯研究的一大疑團，為柴窯的研究能夠循著正確的路徑順利開展下去掃清了障礙。“柴窯出北地河南鄭州”的觀點若能得到業界的公認，不能不說是母智德先生對柴窯研究的一大貢獻。
母智德先生在對歷朝歷代有關柴窯記載的梳理和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古文獻中所記柴窯的“四如”特徵，只是柴窯器的一般特徵，而“滋潤細膩有細紋”（或“滋潤細媚有細紋“）、“足多粗黃土”（或“多是粗黃土足”）才是柴窯器的典型特徵。在研鑒、收藏時一定要全面審視、綜合把握，切不可顧此失彼，一見“是薄瓷”，且有“柴”、“大周”之類款識的瓷器，就當著柴窯真品重金購藏。這對於柴窯的收藏、研究者來說，無疑是大有裨益的。該書中《禹州神垕鎮考察記》以及“附一”《鑒<后國世宗柴榮墓誌銘>》所提供的信息，也應當引起我們的關注。
總之，母智德先生的《探謎：逝去的輝煌——柴窯》一書，是值得海內外有志於柴窯研究的人們認真研讀的。即使觀點有分歧，那是可以求同存異、交流切磋的；但對於探索、破解柴窯之謎的歷史使命，是不能稍有懈怠的。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我堅信，只要我們炎黃子孫協力同心、勵志圖新，破解柴窯的千古之謎、攻克中國古陶瓷領域里的“哥德巴赫猜想”、摘取中國古陶瓷“皇冠上明珠”的美好願景，是一定能夠勝利實現的！
二0一二年八月 于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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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2015/11/20 17:30: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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