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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渠宝笈》
《石渠宝笈》
清代皇帝重视文治以及满汉文化的深入融合，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为乾隆编石渠宝笈撰这部大型书画著录书籍提供了文化和物质的基础：一、康雍两朝为乾隆时期文化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对宫廷艺术而言，最高峰是雍正时期，乾隆在文化艺术上更多的是继承、守成。乾隆时期，汉化已经非常深了，皇族贵胄每个人都是从五岁左右开始接受满汉两种文化的教育。乾隆还是宝亲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收藏了，《石渠宝笈》中的作品就有不少是他年轻时收藏的。另外，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书画学习、创作，他个人的喜好，是编纂和整理宫廷收藏的直接诱因和精神基础。
二、早在顺治
的时候，满清的皇帝和贵族就已经慢慢的汉化了，顺治皇帝不仅自己创作书画，也指导宫廷的创作。杨丹霞指出，顺治时期的很多亲王在战场上是骁勇善战的将军，回到自家的花园里，即咏唱诗歌、挥毫作画。如康熙的哥哥裕亲王福全，他的府邸就是今天长安街上的国家商务部，他和当时的许多汉族大文人交往深厚，同时自己也是书画家。自顺治直到乾隆，历朝清帝对书画艺术的兴趣和身体力清乾隆皇帝行，形成了康雍乾三朝书画逐渐从私家收藏转到内府收藏的局面，通过官员奉献、出资购买、抄家罚没以及承接明代宫廷留下来的东西，使乾隆时期的宫廷书画收藏达到了鼎盛，为《石渠宝笈》的编纂奠定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三、在历次《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的编纂中，许多在书画的鉴定和创作上卓有建树的大臣、学者参与其中，如董邦达、董诰父子，他们的书画作品很多被《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著录了，这二人是乾、嘉两朝文臣山水画的代表画家，具有极高的社会声誉，而参与《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编纂的黄钺，则是著名的鉴定家和书画家，所以说，乾隆时期，除了文物的庋藏丰富，人才济济的宫廷文化队伍，也是《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编纂成功的保障。
《石渠宝笈》中国书画著录书，共有三编，由乾隆皇帝命令大臣编纂，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共四十四卷；二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共四十册；三编成书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共二十八函。书中收录的均为清朝宫廷所藏之书画作品。
《石渠宝笈》经过初编、续编和三编，收录藏品计有数万件之多。其中著录的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分书画卷、轴、册九类；每类又分为上下两等，真而精的为上等，记述详细；不佳或存有问题的为次等，记述甚简；再据其收藏之处，如乾清宫、养心殿、三希堂、重华宫、御书房等，各自成编。全书修编定稿后，即指定专人以精整的小楷缮写成朱丝栏抄本两套，分函加以保存。一套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一套现存台北。
《石渠宝笈》中所收录的书画精品，都曾为宫廷所珍藏。清末及民国初年，溥仪以赏《石渠宝笈》赐等名义，使部分书画名作散失；出宫时还将大批藏品迁离紫禁城，至伪满洲国结束期间，部分藏品失散于民间甚至海外。因此，《石渠宝笈》成为了目前挽救这批失落国宝的最重要的线索。同时，若能验明正身为《石渠宝笈》著录中的画作，往往也会身价倍增，成为拍卖会中的焦点，《石渠宝笈》收录的古画屡次刷新世界纪录。
1、殿座印一般《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书画都钤有“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和殿座章，如《乾隆御览之宝》果是被鉴定为“上等”的，则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印。《石渠宝笈重编》著录的应钤除以上诸印外，有“石渠定鉴”和“宝笈重编”，后经嘉庆庋藏的会有“嘉庆御览”等玺；乾隆帝又命人在这些作品又加盖了“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宝”和“八徵耄念之宝”朱方大印。《石渠宝笈三编》的则加钤“嘉庆御览之宝”、“宝笈三编”印。而《石渠宝笈》著录作为内府书画总帐，是按书画所存放的地点登记的，如重华宫、养心殿、静寄山庄、御书房、乾清宫、学诗堂等，存放在各处的书画画心必定有以其所放宫殿名称专刻的“殿座章”如冯承素摹《兰亭》中左侧最末一印“重华宫鉴藏宝”。这种编写体例，是早在乾隆八年编纂《秘殿珠林初编》之《石渠宝笈》前就由乾隆帝亲自指定的，谕旨曰：内府所藏书画“何者贮乾清宫，何者贮万寿殿、大高殿等处，分别部居，无相夺伦，俾后人披籍而知其所在。”而且，以后的《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各编也都依此体例，并无更易，有关殿座章也有例外的现象，如乾隆帝书《塔山西面记卷》，由于与另外四卷作为一套藏品即“清高宗书白塔山记五卷”著录于《石渠宝笈重编·永安寺》，或许殿座章钤在某一卷上，所以，此幅上就没有“永安寺”的殿座。但类似的情况十分罕见。2、清内府鉴藏印的钤盖严格的格式 内府印章的钤盖不是随意来的，它们的位置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固定的。比如石渠宝笈-清宫廷卷册挂轴，“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或“太上皇帝”一类的大印一般在画幅正上方或稍偏，“乾隆鉴赏”圆印在左上角，“三希堂精鉴玺”与“宜子孙”是一对，钤在画幅的左中侧或右中侧，“石渠宝笈”长印和殿座章也是盖在画幅上的某一侧。如果画面上部较窄或有画意、空白少，正中位置的印章则是有往上移，成为上隔水与画心的骑缝印的，但极少见到在挂轴上把数枚内府藏印盖在立轴的画心两侧当骑缝印用的，即使画心两侧都有画意，也会直接盖在画意上边。在手卷或册页中，“太上皇帝”、“避暑山庄”、“圆明园”一类的大印都是盖在引首和后隔水或前后附页上，“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及殿座盖在画心上，有时“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会在册页上当作中缝上的骑缝印用。另外，带乾隆御题的手卷还会有他的闲章作骑缝印，花样纷繁，令人目不暇接。仿金粟山藏经纸一般来讲，宫廷收藏的古代书画作品和御笔书画作品上的皇帝印玺并不是乾隆或嘉庆自己钤盖的，而是负责此项任务的词臣根据皇帝或自己与皇帝的鉴定、探讨的结论，奉命在书画上钤盖的，有时还要负责对御笔书画做“润色”的工作。根据内府印的钤盖方式鉴定宫廷书画是这类文物鉴定的重要手段。3、清内府标准的装裱
清内府尤其是乾隆时期，宫廷庋藏的画院作品、帝王书画以及内府收藏的前代书画，都按皇帝的亲笔指示，有极为标准的装裱要求和形式：挂轴多根据画的内容和色调选用浅米色或乾隆仿古纸淡青色花绫作裱边，花纹有折枝花、云鹤、团龙等。包首用绢，签用仿古纸如金粟山藏经纸、侧理纸等，轴头有玉、象牙或紫檀等硬木。乾隆御笔的书画以玉轴头为多。画轴外包装有织锦面，单色绸里画套，套签为白绫墨笔书作品名称。手卷亦以绫为裱，画心上下为窄细的绫或纸撞边，压摩光滑平整。引首用内务府定造宫廷用纸，有藏经纸、手工描金花笺或云龙笺、手工墨笔描卷*纹或龙珠笺等，常有乾隆御笔题字，乾隆御制墨墨色浓重黑亮，神采焕发。包首花样百出，用各种折枝花锦、织金锦及缂丝，其中以缂丝为包首的手卷，其图名都是用藏蓝色丝线以缂丝手法织出，精美绝伦。手卷的绦带有八宝图案、云龙图案等，色彩有豆绿、赭红等。玉别有白玉、碧玉，正面刻云龙、夔龙纹，内侧阴刻图名并添金。堵头以玉制居多，还可见珐琅、镂空铜镀金等材质。题签多用藏经纸窄条，楷书或行书图名，有的还书写上装裱时间。卷用蓝色海水云龙纹绸袱包装，内衬白绸里，上正中用墨线界出方框，框内墨笔书作者、图名。一些手卷另配有木匣，材质有紫檀、楠木、雕漆、金漆嵌螺钿等。册页多用淡米色绫边，前后附页有各种仿古纸、撒金笺、色笺或撒金绢、色绢，夹板有紫檀、红木、松木或软木包各种彩色织锦，图案大方典雅，许多都是内务府特制的古锦。
陆贽(754年-805年)，字敬舆。吴郡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唐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政论家。溧阳县令陆侃第九子，人称'陆九'。大历八年(773年)进士，中博学宏辞科。唐德宗即位，由监察御史召为翰林学士。建中四年(783年)，朱泚叛乱，陆贽随德宗奔奉天，起*诏书，情词恳切，虽武夫悍卒，读之无不挥涕感动。贞元七年(791年)，拜兵部侍郎。贞元八年(792年)，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为相时，指陈弊政，废除苛税。陆贽工诗文，尤长于制诰政论。所作奏议，多用排偶，条理精密，文笔流畅。权德舆称其'榷古扬今，雄文藻思'。《全唐诗》存诗3首。有《陆宣公翰苑集》24卷行世，另有《陆氏集验方》50卷。
陆贽出生地相传在城内甜水井（约在今城区斜西街东首）。陆氏自东汉末即为江南望族，陆贽出生时家门已衰落。父陆侃曾任溧阳县令，早逝，贽受母教成长。唐大历六年(771年)进士，又应博学鸿词得高第，授华州郑县尉，迁渭南县主簿。唐德宗即位，由监察御史召为翰林学士。时藩镇跋扈，朝政紊乱，叛军陷长安，军阀朱泚僭称帝，陆贽随德宗避乱奉天，转为考功郎中。李怀光叛乱，又扈从德宗逃往梁州，转谏议大夫。长安收复后，还东京转任中书舍人。自任翰林学士后，即参赞机要，负责起*文诏，甚得朝廷倚重，号称“内相”。时当危难之际，朝政千头万绪，大量诏书均由陆贽起*，他疾笔如飞，凡所论列，无不曲尽情理。
贞元七年(791年)，拜兵部侍郎，知贡举。次年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为宰相。执政期间，公忠体国，励精图治，具有远见卓识。在当时社会矛盾深化，唐王朝面临崩溃的形势下，他指陈时弊，筹划大计，为朝廷出了许多善策。他对德宗忠言极谏，建议皇帝了解下情，广开言路，纳言改过，轻徭薄赋，任贤黜恶，储粮备边，消弭战争。这些建议有些为德宗采纳，化为实际政策。特别是在藩镇叛乱举国动摇的情势下，规劝德宗下诏罪己，为德宗起*了诚挚动人的诏书并颁行天下，由于他善于预见，措施得宜，力挽危局，唐王朝摇摇欲坠的局面得以转危为安。陆贽秉性贞刚，严于律己，自许“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以天下为己任，敢于矫正人君的过失，揭露奸佞误国的罪恶。他认为立国要以民为本，对“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的尖锐对比，深为愤慨，同情人民的悲惨生活。他力劝德宗爱人节用，轻徭薄赋，反对横征暴敛，主张使“一代黔黎，跻富寿之域”。陆贽为相期间，户部侍郎“天下嫉之如仇”。
陆贽指出把国家兴衰说成由于天命是荒谬的。认为“天视自我人视，天听自我人听，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否定了天有思想、有意志、能主宰人类社会的命运，得出了“天命在人”的结论。并说：“人事治而天降乱，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说明了治乱由人，不在天命。
陆贽还辩证地分析了“治”和“乱”的关系。充分肯定了人在治理社会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理（治）或生乱，乱或资理，有以无难而失守，有以多难而兴邦”，所以他面对于乱并不悲观失望，而是充满“治”的信心。他踌躇满志地劝诫唐德宗“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不要忧虑“乱”，不要害怕“厄运”，只要“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妖氛，旋复宫阙”。陆贽的这种反天命，重人事的进步的历史观，构成了他治国思想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理乱之本，系于人心”
在分裂混乱之中“海内波摇，兆庶云扰”，“人心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谁要想在这种局面中取得支配地位，人心向背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陆贽进一步阐发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儒家思想，认为“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天下固不治。”陆贽反复强调人心的作用，这是他的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所说的“得众”、“得人心”的阶级内容当然主要是指广大农民对李唐皇朝的同情和支持，也包括在统治阶级内部取得地主阶级的拥护。那么怎样才能“得众”、“得人心”呢？陆贽曾恳切而又深刻地向唐德宗谈了自己的想法：“臣谓当今急务，在于审查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难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查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同趣，以靖邦家乎？”又说：“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情乃固，失则危。”作为一个贤明的君主必须要使“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
陆贽论人才
原文：
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不士。加以情有爱憎，趣有异同，假使圣如伊、周，贤如墨、杨，求诸物议，孰免讥嫌？昔子贡问于孔子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盖以君子小人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恶君子亦如君子之恶小人。将察其情，在审基听，听君子则小人道废，听小人则君子道消。
译文：
人的才能和德行，从古代到现在就很少（有人）全部具备，如果任用长处然后补充缺点，那么天下没有不能被录用的人，只看见短处就舍弃长处，那么天下就没有可以录用的人了，再加上感情有爱恨之分，志趣有所不同，如果圣明的像伊尹，周公，贤德像墨翟，求他们好坏，谁能避免被讥笑。从前子贡问孔子：“一个乡村的人都喜欢，那该怎么办？”孔子说：“不能肯定。”一个乡村的人都讨厌，那该怎么办？“不能肯定不如乡村的人喜欢就任为好，不喜欢就讨厌他。”那是因为好人和坏人行事必定不同，就好像小人讨厌君子也像好人讨厌坏人，要认真调查清楚实情，听君子的话那么小人就会道废，听小人的话那么君子就道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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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2015/6/22 9:34: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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