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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汝窑的几个错误认识应当纠正
有关汝窑的几个错误认识应当纠正
母 智 德
“与时俱进”，本来是人类认识事物、处理问题所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党和政府之所以把“与时俱进”公开地、响亮地提出来并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正是因为在现实生活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还存在着“不与时俱进”的现象。而这种违反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现象，在中国文博界、特别是古陶瓷研究、鉴定领域更显得根深蒂固、冥顽不化。在对待汝窑的认识上，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近几十年对汝窑的考古发掘、科研成果，总是改变不了某些脱离社会、脱离实际，呆在深宫禁苑、玻璃房中的体制内专家们过时的、错误的观点；一些电视媒体以及报刊杂志，不但没有承担起引领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神圣使命，反而充当了因循守旧、宣传谬论、维护错误的应声虫和保护伞；无视战斗在第一线的广大考古工作者对汝窑考古发掘、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果，而是完全按照体制内某些专家对汝窑和汝窑瓷器旧有的、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观点和定论进行宣传、报导。由此，对保护和传承国之瑰宝——汝窑瓷器——起到了极坏的作用。
本文将根据汝窑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对以下几个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的见解。
一、汝窑是不是“创烧于北宋晚期，总共只烧了20年”？
中央电视台、一些省市电视台以及官办的报刊杂志，在报道汝窑的烧造历史时，口径惊人的一致。以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为例，2005年9月在介绍“汝窑水仙盆”时说道：“汝窑烧造年代极短，约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到徽宗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的二十年间”；2009年播放的《千年汝瓷》里说：“汝窑烧造时间为北宋中晚期约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按时间推算，大部分是在宋徽宗赵佶亲政的时期”；即使在新近（2012年8月4日）播放的《国宝档案·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的“特别节目”里，作为嘉宾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王莉英女士，还坚持说：“汝窑它是北宋的晚期，徽宗执政时候那是为朝廷烧造的一种青器”（一个字也没错，是按电视片原文抄录的）。就连“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最大的中文网站、中国最具价值的品牌之一，被英国《金融时报》列为‘中国十大世界级品牌’”的“百度网”，在其“百度百科”里也赫然介绍说：“汝窑，中国古代著名瓷窑，创烧于北宋晚期，因其窑址在汝州境内（今河南临汝、宝丰一带），故名。······汝窑开窑时间前后只有二十年”。
建国以来，国家组织了对汝窑的六次考古发掘，特别是1987年至2000年的五次较大规模发掘，为揭开汝窑的众多疑团、研究汝窑的烧造历史，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多次带队参加汝窑考古发掘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考古专家赵青云先生，在其《汝窑概说》一书里写道：“根据宝丰清凉寺汝窑址考古发掘的层位关系及出土的实物，参照宝丰县大营镇蛮子营发现的窖藏汝瓷珍品，以及汝州市汝瓷博物馆收藏的汝窑瓷器的工艺特征，大体可把汝瓷的烧造年限分为五个不同的时期：第一期：即北宋早期，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前后历时共62年，这个时期是汝瓷的创烧阶段。第二期：即北宋中期，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至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其间62年，是汝瓷的发展时期。第三期：即北宋晚期，从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至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历时39年，为汝瓷生产的鼎盛时期。第四期：即金代。北宋晚期，宋金对峙，中原地区的汝窑和钧窑大都停烧，造成人亡艺绝。直到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即金熙宗皇统二年二月，宋进誓表于金，称臣割地，三月金使册封康王赵构为宋帝。从此战乱平息，至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前后历时90年。第五期：即元代。从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的89年间，为汝窑的衰落期。”由此可见，汝窑的创烧始于北宋早期，而不是北宋晚期；汝窑的烧造时间也绝非二十年，从创烧到发展、再到鼎盛、直至衰落，前后经历了大约342年。考古发掘的事实和科学研究的结果，完全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也符合古陶瓷工艺技术的发展规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陶瓷研究专家秦大树先生在《清凉寺窑址发掘资料研读谈汝窑的管理体制》一文里写道：“通过对汝窑的发掘，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贡御的窑场的一些特点：贡御的窑场并非凭空建造，而是自身已有相当长的发展历史，在工艺技术上已具备了相当实力。清凉寺窑从北宋初年就开始烧造瓷器，北宋前期就生产了珍珠地划花瓷(详后述)、低温黄绿彩釉瓷(这类瓷多陈设品和供器)、精美的黑釉加彩瓷等当时的高档精品的瓷器，青瓷生产的水平也很高，因此，才被官府选作贡窑。”
我们必须尊重考古发掘所揭示出的汝窑烧造的历史事实，必须接受考古科研所得出的正确结论，绝不能把汝窑创烧、发展、成熟、鼎盛的历史，与它在鼎盛时期承担过为宫廷烧造供御之器的时间混为一谈。即：汝窑创烧于北宋早期，仅北宋时期其烧造的时间就长达163年。坚决纠正“汝窑创烧于北宋晚期，前后只烧了20多年”的错误观点。准确地说法应当是：北宋晚期，汝窑承担为宫廷烧制御用之器的时间大约20年左右。
研究汝窑的专家们为何会把汝窑的创烧时间认定在北宋晚期？我认为很有必要加以探究。
据说专家们把汝窑的创烧时间认定为北宋晚期的主要依据是，历史上有宋徽宗“弃定用汝”的说法，而南宋叶寘在《坦斋笔衡》里又有这样的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烧青窑器。”于是专家们据此推断：下诏“弃定用汝”的人是宋徽宗，宋徽宗是北宋王朝倒数第二位皇帝，在他执政二十五年后禅位于长子赵恒，但钦宗赵恒在位仅一年零两个月，“靖康之变”时便被金人俘虏北去，大宋王朝被迫南迁。宋徽宗当然是北宋末期的人，而专家们又只抓住叶寘“遂命汝州烧青窑器”一句话，于是便做出结论：汝窑创烧于北宋晚期，而且是一座专为宫廷烧造瓷器的官窑。但是专家们却未曾想过，按照常理，如果当时汝窑尚未创烧，宋徽宗何以知道汝州在烧造“青窑器”？汝州尚未烧造“青窑器”，宋徽宗肯定不可能用过汝州的“青窑器”，又凭什么知道汝州“青窑器”的品质足以超过先皇们所使用的定窑瓷器，而把它选定为宫廷御用瓷器呢？宋徽宗“弃定用汝”的诏令不就成了无稽之谈吗？更重要的是，叶寘的记载并非“遂命汝州烧青窑器”就戛然而止，后面紧接着写道：“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这一句话，正是揭示了宋徽宗“命汝州烧青窑器”的原因。我们不妨把这句话里的几个关键词先解释一下：“故”，在这里作名词用，当“原因”、“缘故”讲；“悉”，是“全部”、“全都”的意思；“有之”的“之”，指示代词，这里指代宋徽宗要求烧造的“青窑器”；“魁”，形容词，意思是“居首位”、“第一”。这句话连起来的意思是：“原因是河北路、（京西南路的）唐州、邓州、（永兴军路的）耀州都有这种‘青窑器’，而汝窑烧制的‘青窑器’质量最好，是居第一位的”。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命汝州烧青窑器”之前，汝州已经有了“青窑器”，而且是诸多窑口中烧得最好的、质量居第一位的，所以才有了“遂命汝州烧青窑器”的诏令。叶寘记载所使用的句式是：“原因——命汝州烧青窑器——理由”，其中“命汝州烧青窑器”是中心句。也就是说，在叶寘的记载里，“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说明了“弃定用汝”的原因；紧接着的“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则解释了为什么会“命汝州烧青窑器”的理由。在叶寘的记载里，无论如何也找不出汝窑自此才开始创烧的意思。恰恰相反，到了徽宗时期汝窑烧制的“青窑器”的质量，已超过北方其他窑口，达到了能够为朝廷烧造供御之器的水平。专家们又凭什么定论“汝窑创烧于北宋晚期”？断章取义、不求甚解，肯定是要出错的。令人不解的是，那么多专家、学者难道都读不懂叶寘的这段记述？绝无可能！不是知识不济，而是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有误。在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里，有其独特的风气、还有怪异的行规，那就是：专家师傅说“黑”，徒弟专家们绝不会说“白”，同辈的专家既不言“黑”、也不说“白”；即使是错误的观点一旦写进著述，那更是“铁钉钉木”，永世不能撼动，后学们必须继承光大。
根据叶寘的记载，我还想谈一点想法。叶寘记载里所说的“汝窑为魁”，是针对“河北、唐、邓、耀州”所烧的“青窑器”而言的，也就是通过汝州烧造的“青窑器”与上述几个窑口所烧“青窑器”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但是，后来人们却把这个结论用到了宋代“五大名窑”的头上，说：“汝、官、钧、定、哥，汝窑为魁”，是否恰当？也是值得探讨的。
二、究竟有没有“汝官窑”或“官汝窑”？
“汝官窑”、“官汝窑”，是体制内某些专家至死也不愿改变一个定论，即使在考古的科研成果和国家权威机构已经否定的情况下，仍然在他们的口中、著述里，在媒体的宣传报道中频频出现，甚至一些民间收藏家，为了抬高自己所收藏的汝窑瓷器的身价，也总是给自己的藏品冠之以“汝官窑”的名号。这是固执己见、知错不改的典型表现。
其实，只要认真研读过叶寘的那段记载，就本不应出现“汝官窑”、“官汝窑”的说法。南宋周辉在《清波杂志》里也已明确地写道：“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 什麽是官窑？“由宫廷开设，专为皇家烧造御用瓷器的窑场；其产品严格按照宫廷设计样式进行生产，生产工艺精益求精，不惜工本，产品属于非商品性质，严禁民用。”也就是说，“官窑”的根本之处就在于，窑口为朝廷自设，专门烧制御用瓷器，严禁民间使用，不承担任何商品瓷器的生产。对于“官窑”的界定，在业界是统一的、没有争议的。但是，专家们在对待汝窑时却违了规、破了例。首先周辉肯定了“汝窑宫中禁烧”，也就是说，汝窑不是属于“北宋官窑”那样的“宫中自置窑烧造”窑口；又说“惟供御拣退方许出卖”，其实“供御”二字就已经道明了汝窑的性质，而“供御拣退方许出卖”则更表明了汝窑不属于“官窑”， 作为“官窑”，根本不存在“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的情况。所以，那些承担了为宫廷烧造供御之器的汝窑窑口，只能称作“供御窑”；那些被宫廷选中的汝窑器，也只能叫做“汝贡器”或“贡汝器”。由于“官窑”是专门为宫廷烧造瓷器的窑口，所以它们是“有令则烧，无令则止”，宫廷下达了任务就开窑烧造，没有任务就停止烧造。而“供御窑”，一方面，它们在接受朝廷任务后所烧造的器物，供朝廷选拣后剩下的产品还可以自由出售；再者，宫廷没有下达任务时，就专门烧造民用器物。我曾经在《更多、更好的汝瓷在民间》一文里这样写道：“如果按照某些人的思维逻辑，把仅仅承担过烧制‘贡御之器’的汝窑，定性为‘汝官窑’，那麽在唐代烧制过贡御之器的河南巩县窑、陕西耀州窑，也就应该叫做‘巩县官窑’、‘耀州官窑’了？以此类推，北宋的定窑、钧窑，南宋的哥窑，以及龙泉窑等也曾为宫廷烧造过御用瓷器，这些窑口也就应该改变性质，把它们视为‘定官窑’、‘钧官窑’、‘哥官窑’和‘龙泉官窑’了。”更何况，从尊重历史的角度讲，迄今为止并没有发现在古代典籍、文献中有过宋徽宗或宋代其他哪位皇帝下诏令“建官窑、烧汝瓷”的记载。
半个世纪以来，专家们一直抱着寻找“汝官窑“窑址的愿望，苦苦探寻。虽然发现的汝窑遗址不少，但发掘出来的遗物与他们头脑中所谓传世的“汝官窑”的某些特征总是有明显差异。最后在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里，终于发现了与“传世汝官窑”比较一致的遗存。但是，在较大规模的发掘中，根本没有发现有所谓“汝官窑”文化遗存的单独存在；恰恰相反，在所有遗址的文化堆积层中，既有汝瓷的文化遗存，又有其他瓷器的实物标本。所以，考古发掘也不能确认“汝官窑”、“官汝窑”的存在。
2010年5月12 —13日在深圳召开的“第六届文博会中国汝窑研讨会”上，香港宋瓷雅集会社首席专家、执行理事潘彦伯先生，在其题为《汝窑研究新发现》的演讲中说：“北宋朝廷没有在汝州设置官窑，宝丰清凉寺窑既不是汝官窑，也不是贡窑”。
在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新民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发现与研究》（批准号01AKG002）最终成果的专著《宝丰清凉寺汝窑》”（已于2008年9月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发行）里，通过对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考古发掘的研究、分析，结合古文献的记载，已经否定了“汝官窑”、“官汝窑”的存在。之后，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的《宋代汝窑的发现与研究——“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发现与研究”成果简介》里，也明确写道：“关于汝窑的性质，有人认为是汝官窑，甚至提出‘北宋官窑’之说。该成果认为，通过对窑址出土瓷器与传世品的对比，可以确定宝丰清凉寺窑址就是汝窑址；而且宋至清人文献中均以汝窑名之，大家已经习惯认可，大可不必另起‘汝官窑’或‘官汝窑’之名。宋人文献：‘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这表明汝窑是贡窑性质，在‘供御拣退’后还可以出卖，显然不是‘宫中自置窑烧造”的北宋官窑’。”
《成果简介》里所说：“该成果认为，通过对窑址出土瓷器与传世品的对比，可以确定宝丰清凉寺窑址就是汝窑址；而且宋至清人文献中均以汝窑名之，大家已经习惯认可，大可不必另起‘汝官窑’或‘官汝窑’之名。”这几句话说得很委婉，在否定“汝官窑”、“官汝窑”的同时，又给足了某些专家的面子。因为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宝丰清凉寺汝窑》，是考古专家的科研成果；而论定、传播、坚持“汝官窑”、“官汝窑”之说的，是那些脱离实际、因循守旧，而又把持着古陶瓷话语权的“院馆派”专家，其中许多又是名震中外的“权威专家”，把话说得委婉一点、给他们一点面子，也是可以理解的。
几年过去了，“汝官窑”、“官汝窑”的说法本应销声匿迹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老调依旧，谬论未改。在其他各行各业、特别是学术界、科研领域，所秉承的是“与时俱进”、有错必纠、知错即改；而在文博界、特别是古陶瓷研究领域，常常就并非如此！即便你给了面子、搭了让他们“下楼”的梯子，他们既不领情、更不服输、绝不改错；而对于某些拥趸他们的媒体记者，是应该有所区别的，因为他们不是汝窑的专门研究者，也不是知错不改，而是盲目崇拜，不知其中有错也。
三、汝窑瓷器的存世量只有“六十几件”或“七十几件”吗？
体制内的专家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全世界汝瓷只有六十五件，而且都被世界各大博物馆所收藏。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馆21件、北京故宫博物院15件（包括1965年张子厚先生所捐汝窑洗1件）、上海博物馆7件、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6件、河南考古研究所4件、天津艺术博物馆1件、大英博物馆5件、英国路易斯美术馆1件、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1件、香港罗桂祥先生1件、英国艾尔雷得·克拉克夫人1件、其它已知两件藏处不详，待查。”（连“藏处”都不清楚，怎么知道是汝窑瓷器？糊弄三岁小孩？！）。
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千年汝瓷》中说：“当今世界上的博物馆很多很多，而藏有宋汝瓷的不足10家，汝瓷不足百件。”“国宝档案”《汝窑水仙盆》里介绍：“汝窑瓷器是官窑系统中传世品最少的一个品种。因稀而贵，真正的汝官窑产品仅见传世的70余件。”“百度百科”则说：“汝窑开窑时间前后只有二十年，由于烧造时间短暂，传世亦不多，在南宋时，汝窑瓷器已经非常稀有。流传到至今的真品，已知的仅65件，珍贵非常。”
体制内的专家、媒体人士为何会众口一词地把汝瓷的存世量限定在“60多件”或“70多件”？其根源也许在于：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陶瓷专家王建华曾向《东方早报》披露：“上世纪80年代末，已故古陶瓷研究专家冯先铭，根据研究认为约有60余件汝官窑存世，集中于台北、北京故宫以及一些世界知名博物馆内”。冯先铭何许人也？1921年出生，1943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西语系，1947年开始供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是新中国古陶瓷研究的泰斗级人物，更是后来进入故宫博物院从事古陶瓷研究的专家们的祖师爷。根据行规，有谁敢怀疑他的话？有谁敢不按他的口径谈论汝瓷的存世量？
我实在不理解，体制内的专家为何那么醉心于对每一种古陶瓷的存世量都要规定出一个具体数目？他们是用什么方法进行统计的？他们使用的方法又是否科学、符不符合统计学的基本原理？且不说他们所规定的元青花的存世量全世界只有三百件，唐青花全世界存世量只有六件等等，本文仅就专家们给汝窑瓷器规定的存世量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便可让他们的谬说无立足之地。
首先，我认为，任何朝代的统治者，即使再贪腐的权贵、官吏都没有规定过，只有宫廷和官府才能购买、收藏古董文玩，黎民百姓购藏的古董文玩都一律不算数。当今体制内的专家也绝没有那个权力不允许老百姓收藏文物艺术品，他们最大的优势不过就是视而不见，不予承认罢了，但客观存在是无论如何都否定不了的。
改革开放以来，以各种方式出土的汝窑瓷器，有的被收藏于民间、有的则流到境外。这些汝窑瓷器因为专家们一律不认可，那就暂且不予计算。但以下的事实，我想任何专家都是不可抹杀的。就我的阅历所及、见诸报道的如：央视国际2006年4月5日《清凉寺汝瓷》一文里写道：“现年71岁的王留现（宝丰清凉寺汝窑的最早发现者），老家在宝丰县大营镇，距清凉寺不足4公里。王留现说，在他还是孩子时，当地百姓就经常到清凉寺附近挖宝。当时大营镇住着个收汝瓷的，整天走村串户收购汝瓷，然后到开封出售。”上文还写到：“青凉寺村一户人家的红薯窑塌了，露出一个汝窑洗。王留现听说后，花600元买下了这件汝窑洗。”中央电视台《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上）》中报道：“1986年春天，河南宝丰村两位农民在自己田里犁地时，刨出两个青白色的瓷笔洗，很快交给当地文物部门。经鉴定，竟然是两个完整的汝窑笔洗。”从以上的报道可知，仅在河南宝丰一带农民挖出的汝窑瓷器并非个别；尤其还是王留现的孩提时代（至少60年前），当时并没有出现古陶瓷的“收藏热”，就已经有了汝瓷收购、贩卖的“专业户”，可见当地农民“挖宝”挖出的汝窑瓷器也非小数。这些汝窑瓷器到哪里去了？专家们统计上了吗？（不会统计的，也不会承认的。即使你把这些汝瓷拿给他们鉴定，他们百分之百地会说：“假的、仿品、现代工艺品”！）
在对汝窑遗址的历次考古发掘中，都出土了不少完整和可复原的汝窑瓷器。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里就公示：“在汝窑中心烧造区，出土了一大批形制比较完整、品种丰富的汝窑瓷器和各种窑具”。赵青云先生《汝窑概说》里称：“1989年3月间，在宝丰县大营镇的蛮子营村，农民起土时发现的汝瓷窖藏瓷器尤为重要，其造型计有：笔洗、板沿洗、碗、盘、钵、盂、瓶等共47件。”特别要提到的是，“筹建于1983年、馆址设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汝州文庙内的汝瓷博物馆，是我国唯一一座以收藏、陈列、研究汝瓷为主的专业性博物馆。博物馆藏品丰富，共有国家三级以上馆藏文物近2000件”（录自《汝瓷博物馆》）。这些有根有据、合法出土的、远远超过“60多件”、“70多件”的汝窑瓷器，那些身居“宫苑”里的专家们怎么竟然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呢？又为何不“与时俱进”地纳入他们的统计数据中去呢？更加令人不解的是，一些媒体竟然是非不分、皂白不辨，盲目地与体制内某些专家一唱一和，利用公共资源极力鼓吹“汝窑瓷器全世界的存世量只有60几件”。难道只有那几家官办博物馆收藏的汝窑瓷器才算汝窑瓷器，考古发掘出土的汝窑瓷器就不是汝窑瓷器吗？
我认为，对于任何古陶瓷的存世量，都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武断地给它确定一个具体的数量。当然，我绝不是说博物馆不应该对自己馆藏的古陶瓷有一个较为准确的统计数据。统计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关键是在公布这些数据时，要有一个科学、正确的表述。就以汝瓷为例，正确的表述应该是：“据统计，目前世界各地博物馆收藏的汝窑瓷器大约有多少多少件”，而绝不能武断地说“汝窑瓷器的存世量全世界只有多少多少件”。因为“馆藏量”和“存世量”是有很大区别的。也就是说，博物馆收藏的某种古陶瓷的数量，绝不能代表人世间（整个人类社会）的存藏数量。
体制内某些专家之所以热衷于对古陶瓷的“存世量”煞费苦心地编造一些统计数据，并以博物馆的“馆藏量”取代“存世量”，实属“司马昭之心”。目的就是企图凭借他们的话语权、利用这些定死了的数据，排斥、否定除他们那几家博物馆以外的其他博物馆、特别是民间收藏的古陶瓷。
四、不能把“玛瑙末入釉”神秘化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3年06期刊载的《玛瑙的形成原理》一文介绍说：“玛瑙的矿藏资源，是自然界分布最广的一种矿物，广泛分布于陆地和海洋。世界上出产玛瑙较多的国家有巴西、印度、美国、乌拉圭、马达加斯加、英国、法国、墨西哥、纳米比亚、日本、希腊、俄罗斯和中国等。我国是一个玛瑙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 ,已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甘肃、宁夏、新疆、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云南、西藏、安徽、贵州、陕西和台湾等省区发现了玛瑙产地。有些地域辽阔的省区 ,玛瑙资源的分布也很广泛。例如 ,内蒙古自治区东起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自治旗 ,西至阿拉善盟额济纳旗 ,各主要盟、市、旗、县均不同程度地发现了玛瑙产地。玛瑙的矿藏可以出现在山顶上、河床里、戈壁滩上和砾石层中 ,而被人们发现最多的还是在农民的耕地里。一旦在某处发现一颗玛瑙 ,往往就会找到一大片玛瑙 ,其分布范围有时会达到数平方千米、数百平方千米 ,而且这些玛瑙通常又都分布在同一地层内。”
由于人们的固有观念，一提起玛瑙，头脑里便会出现晶莹剔透、价值较贵的玛瑙工艺品，而对玛瑙的原石却知之甚少。能够用于工艺品制作的玛瑙，特别是块头大、质地优良的玛瑙，储藏量相对较少，故其价值也就较高。但是，不能用作工艺品制作的玛瑙原石，其储藏量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质地不良以及那些产于河床、砾石层中粒度很小玛瑙原石，除了少量用于建材辅料外，其他别无用处，更不用说那些制作工艺品废弃的边角余料、残渣碎末了。
玛瑙的主要化学成分是二氧化硅，其次含少量的氧化铁和微量的锰、铜、铝、镁等元素及化合物；而陶瓷釉料的主要成分也是二氧化硅。
自古以来汝州当地就盛产玛瑙石。宋代杜绾《云林石谱·汝州石》条云：“汝州玛瑙石出沙土或水中，色多青白粉红莹澈，少有纹理如刷丝”。又据《宋史•食货志》载：“政和七年（1117年）提辖京西坑冶王景文奏，汝州青岭镇（即今宝丰县大营镇）界盛产玛瑙。”考古专家赵青云先生在《汝窑概说》里写道：“在清凉寺窑址的附近发现了蕴藏量丰富的玛瑙矿，至今遗留有古代人工开矿的巷道，地面上散乱的红、黄、蓝、白、绿五色玛瑙石依稀可见”。
汝窑的窑工们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发现玛瑙可以用作瓷釉的原料，于是就地取材，把那些出自砾石夹层、沙土或水中的块头极小、质地不优玛瑙原石，捶碎磨细、作为烧制汝瓷的釉料，其实并不是一件神秘的事。就地取材、用那些储量丰富、又无别用处的细小玛瑙原石作为制釉的原料，也许其成本更廉、效果更好。
在 “第六届文博会中国汝窑研讨会”上，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吕成龙先生在其所作的《略谈汝窑瓷器的特点及相关问题》的演讲中，就说得比较好：“汝窑青瓷釉中加有玛瑙粉末，并不神秘，因为玛瑙的主要成份是二氧化硅，而瓷釉的主要成份也是二氧化硅，故在釉中引入玛瑙这种物质不会改变釉的性质。”
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里所记：“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釉）”，请一定要看清楚，釉内有的是“玛瑙末”，并没有说这些“玛瑙末”必须用块头大、质地优良的玛瑙石，砸碎、磨细后才能作为汝窑瓷器的釉药原料。前面已经谈到，可用以研磨“玛瑙末”的玛瑙原石，在汝窑窑厂附近就有丰富的储藏。周辉的记载不过就是介绍了汝窑的窑工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摸索出了一种新的釉药配方而已。用现代科学观点分析，用主要化学成分为二氧化硅的“玛瑙末”入釉，绝不会使汝窑瓷器的釉面发生质的变化；所以不能人为地、想当然地把“玛瑙末”入釉神秘化；更不能把“玛瑙末”入釉，作为是“不惜成本”的依据，进而成为把那些供御汝器认定为“汝官窑”的理由。
五、馆藏汝瓷都是“传世品”吗？
什么是“传世品”？是指传承有序的物品，也就是能够找到来源和传继依据的东西。
我认为，就古陶瓷而言，真正够得上“传世品”的只有两种：一种是两岸故宫博物院的部分明、清宫廷旧藏，另一种就是发掘出土而传之后世的古陶瓷。
为什么说“两岸故宫博物院的部分明、清宫廷旧藏”，才能算是真正的“传世品”呢？我所说的“部分明、清宫旧藏”，是专指明、清两代烧制的官窑瓷器，以及两代宫廷在民窑定烧的御用瓷器，而且必须是宣统逊位后、民国政府接收时登记在册的明清两代遗存下来的器物。除此而外，清宫旧藏的元代及其以前的大部分古陶瓷都不能算是传承有序、真正意义上的“传世品”。大家知道，如今的故宫，是明成祖永乐帝迁都北京后，由明清两代帝王修建的皇宫，也是中国封建王朝遗留给新中国的唯一一座较为完整的帝庭皇宫。因此，紫禁城存藏明清两代的珍贵瓷器也才有了稳定的场所。远的不说，唐朝的都城在长安；北宋的都城在汴梁，南宋在杭州；蒙元帝国实行“两都制”，以“大都”（今北京）为正都、把上都（今锡林格勒盟）作为下都。但是建在大都的元朝皇宫，当明朝军队占领大都后，包括用于皇帝登基、临朝议政、祭祀庆典乃至皇帝寝居的“大明殿”在内的大部分建筑都遭到拆毁，就连宫苑里的家具、用器也未能幸免于难。试想，唐朝灭亡以后，皇宫里保存的陶瓷器物，能够从长安运到汴京传给宋王朝吗？宋朝被灭以后，也绝不可能把它们收藏的陶瓷器运送到元大都，拱手奉献给蒙元帝国。前面已经提到，元朝的皇宫基本上被明军拆毁，连家具、用器也未能幸免于难，明王朝又如何传继元帝国的陶瓷器物呢？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三十多万件陶瓷器，特别是明代以前的古陶瓷，是否都有它们的来历、代代传承的依据？如果没有，怎么能说它们都是“传世品”？同样，被专家认定、媒体炒作的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15件汝瓷“传世品”，是不是件件都有其来历的记载？件件都有由宋而元，由元而明，由明到清代代相传的依据呢？尤其是那件1965年由张子厚先生捐给故宫博物院的汝窑洗，故宫专家在接收时，是不是要求张子厚先生提供了这件汝窑洗来自于北宋汝窑，以及其后传承有序的依据呢？如果没有，又为何把它作为“传世品”加以接收呢？如此看来，决定是不是“传世品”的标准，不就变成了：只要是进了故宫博物院或其他公立博物馆的古陶瓷，都是“传世品”，否则就是“非传世品”。而在专家眼里，“非传世品”一律都是“仿品”、“赝品”、“现代工艺品”。这样的标准、如此的认定，科学吗？符合古陶瓷传承的历史事实吗？
香港宋瓷雅集会社首席专家、执行理事潘彦伯先生在“第六届文博会中国汝窑研讨会”上的发言里也说：“没有历史文献能证明存世于今的七十余件汝窑，是从‘宋→金→元→明→清→到今天故宫'的传世品”。
可以肯定，只要是古董文物的传世品，都是真品；但是，提供不出有序传继依据的文物古董，不一定都是“仿品、赝品、现代工艺品”，而且其数量之巨，远远超过所谓的“传世品”。这就需要人们用求是的态度、科学的方法，认真、仔细地加以鉴定、研判，绝不可用文博界某些专家推行的、唯心主义的“两个凡是”*率对待之。
由于对“汝窑”和“汝窑瓷器”的认识，存在着上述一些重大误解，因而在对汝窑瓷器鉴定的实践中必然就会发生一系列的误定、误判，给汝窑瓷器的收藏、保护、传承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本文不必一一列举、分析。
但是我想，如果在古陶瓷研究、鉴定领域制定了较为完善、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至少有一个“责任追究制”；再加上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的从业人员，能够在古陶瓷研究、鉴定这个“特殊领域”里，也能够牢固地树立“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正确把握舆论导向、明辨是非，不迷信、不盲从，不给“奸邪”撑腰、不为“谬误”张目。我坚信，体制内的某些专家，绝不敢像现在这样，有恃无恐、高高在上、目空一切，视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为儿戏，一意孤行、坚持错误，恣意践踏和损毁宝贵的、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遗存。
二0一二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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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2015/5/12 9:59: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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