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在中国古陶瓷界一直存在着一种不容忽视的、十分怪异的现象，那就是如果某一天有某件中国古代陶瓷精品器一旦成为世界珍宝，倍受瞩目之后，今后就很难有第二件与此相同或相近的器物能够被得到承认，尤其这某件器物是在被外国人率先发现并认可之后，这种情况就表现得愈加严重起来。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封杀第二”。

如果简单地从表面上来看，这种现象的出现似乎是在竭力维护和捍卫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精品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地位，但是要进一步揭开它的面纱，露出其本来面目，剖析它的本质时，你就会被惊吓出一身的冷汗来。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在它的背后隐藏的是一些陈腐、庸俗、保守、懦弱以及妄自菲薄等等痼疾的残渣余孽所滋生出来的种种细胞，它们时刻侵蚀着一个人，一个团体，甚至是一个社会和民族。其具体表现就是“受害者”对事物做出的反应是一种毫无主见的随声附和，一种盲目的拥护、跟从和一副自我标榜式的外强中干但却是可怜巴巴的丧失了生机与活力的画像般的尊容。它促使人们压抑、窒息、喘不过气来，乃至不敢大声说话。这种“封杀第二”的现象向世人所传达的信息就是“我们不再有这样的珍宝了！”、“我们怎么可能再有这样的珍宝呢！”、“国人不会有发现！”、“国人怎么可能会有发现呢！”……等等这些。

一百年，如果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那是一个十分漫长但大多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时间段；但是对于中国古陶瓷发展的历史时间表来说，那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可就是在这个时间段中，在我们永久的记忆里，单单在元代青花瓷器上就发生了两起震惊世界的大事情令我们国人望尘莫及。第一件事就是大名鼎鼎的“大维德瓶”在民国时期被我们前辈们的钝目与偏见所驱逐出境，而后成了他人的国宝；第二件事就是那件以天价拍出而震撼全世界的“鬼谷大罐”（图），

这只散落在外国民间用来盛装光碟等杂物的元代青花瓷器也是首先由外国人发现、挖掘并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它的价值。可是在这两件震动世界的大事情中，我们中国古陶瓷人又是充当了什么角色呢？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前者无光彩，后者无干系。难道我们中国古代精品瓷器的挖掘和价值的体现一定要靠老外才行吗？难道我们连认识和弘扬自己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瑰宝的能力都不具备了吗？难道我们真的是因“缺钙”而得了“软骨症”不成？

在此，我们也可以把事情重新想一想，让时间在记忆的长河中倒流，再现历史上的那一幕。假如“大维德瓶”至今仍然留在国内，我们是否能够认可它的存在？是否能够发现它的价值？在我们中间是否会涌现出像“大维德”、“霍布逊”、“波普”这样的人物来？我们是否能够大声地、自信地向全世界宣布：这是我们的发现！这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世间珍宝！假如“鬼谷大罐”是我们国内民间某一户人家腌制泡菜或是盛装咸盐的器物，我们是否能够相信这种事实的存在？我们是否能够把它挖掘出来并很好地体现它的价值？等等这些，才应该是我们当今古陶瓷人值得深思和反省的问题。可是，就在这样的大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并非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那我们又在做什么呢？我们的专家一边是在国内全力地“封杀”与此同类珍品器物的再度出现，而另一边却以横空出世般惊人的速度仿制出它们的赝品以谋取高额的利润。很多人在绞尽脑汁地想如何才能把仿品变得与真品鱼目混珠、真假难变，从而荣登“大雅之堂”。看来在他们的头脑和思想中对“假”的理解要比对“真”的认识清楚得多！更可笑的是有一些人竟然毫无顾忌地在元青花的创烧国、产出国大肆谈论民间有无元青花的问题，有无精品器的问题，这就好比是在景德镇讨论是否能够烧制瓷器，是否能够烧好瓷器一样，简直就是幼稚可笑到了极点！试问，上述两件名震世界的元代青花瓷器珍品哪个不是从中国民间流散出去的？难道中国民间就不能再度出现赶上或超过它们的瓷器精品吗？有谁能够证明它们就是世上仅存的“唯一”呢？在客观规律和事实面前，我们真是“冷静有余”而“激情不足”，连最起码的一点儿“亮剑”的精神都不具备了！

纵览这些现象的根源，是与我们自身队伍的整体素质息息相关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国内有些专家、学者无法克服自身墨守成规的陋习，陈陈相因，畏缩不前；也有些专家、学者是为了迎合市场而急功近利，丧失了原有的基本目标，把自身的所学和研究归于商业化、金钱化。这种“封杀第二”的做法，其危害性是人所共知、有目共睹的，如果长此蔓延下去它将会逐渐削弱我们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认识的信心和挖掘的能力，失去自我本能的思考能力，成为一个任人摆布的文化木偶，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躯壳，所有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都要受他人的左右。如果到那个时候，不仅我们当今这一代古陶瓷人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时也将给整个华夏民族带来不可弥补的巨大创伤和永久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