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曾因深圳关于“明钧”之说，导致香港在一场拍卖会上将一件宋钧兰釉花盆定为明钧。一时间，一直被锁定在宋钧瓷的结论全然被撼动。那么到底它该如何定位呢？
一件高12.5CM的天蓝釉花瓶，底刻“太平·戌寅”，这个时期为公元978年，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而另一件鹿头尊，高24CM器，身刻有“可以事观世，盖云平万平，尔时南北判，何谓八方并，宋端拱元年（御供）。”端拱元年为公元988年，也就是说距离宋徽宗上台的1101年，前者早了123年，后者也早了113年。这两件带有刻字的宋代早期器物，无论从造型和做工直到釉面的发色变化，绝不逊于徽宗时代的钧器。尤其是玫瑰紫鹿头尊，铜红釉发色十分纯正，堪称绝世之品。
深圳学派，当时以宋瓷五大民窑记载中的柴、汝、官、哥、定，无钧说而为依据。笔者认为，就宋代传承和发展的瓷器种类而言（曾见到柴器中有“奉化”二字款之器，这是值得深究柴窑的另一个课题应在宋时也有制作），钧瓷早在徽宗100多年以前就已非常成熟了。赵青云先生在《中国钧瓷工艺》所写的序中说：“钧瓷创烧于唐，盛烧于宋，复烧于金、元、明、清……。到北宋晚期，皇宫贵族及文人雅士的高度赞赏和宠爱，把它垄断为官窑，专为宫廷烧制御用品。”
从已有的实物佐证和赵先生的所言，我们可以这样说，宋钧的结论不仅无须争辩，而且在北宋早期的民窑时期就已非常成熟了，因此它应当是早于徽宗以前的，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并没有把钧瓷列在五大名窑中之故。而当时之所以能够让本不该发生的问题形成了争论之点，源于一是物证的缺失，二是言者的功底不深。其实新与旧放在一起，很易辨明。一件北宋早期的器物和明代的咋可能一样？可以告知天下，物证可以证明一切，宫官钧瓷产于宋而非元和明。
上述二器，应是在钧之精品，是做为拱器而出现的，官钧仍应确立在徽宗时期，但做为钧产于宋之说应是正确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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