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记念我国首个文化遗产日》2006年6月8日《社会科学报》头条文章
谨以此文祝贺6月10日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
宁志超：从一个人的斗争到三十万人的斗争2 u, O, `, h0 R/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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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家林的遭遇在收藏界绝非个案，甚至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如果说他的定窑贡瓷捐赠事件算是有个比较圆满的结局了，那么宁志超的故事，在收藏界则闻名得多，亦悲壮得多。
现年七十出头的宁志超是澳大利亚华裔，他的名气出自于他手中那对元青花云龙象耳瓶。文博收藏界人士都知道，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有我国元代一对青花象耳瓶（又名大维特基金瓶），上世纪50年代，美国波普博士将这对落有“元至正十一年”款的“青花云龙洗口象耳瓶”定为元青花“至正型”代表，从此，它享受着全世界的瞩目和惊叹。
无独有偶，宁志超先生也有这样一对祖传的象耳瓶。据介绍，1928年末，辽宁千山一座寺庙的住持为换取还乡的路费，将一对瓷瓶卖到其外祖母家，如今传到宁志超手中。在海外的宁志超一心为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尽一份力，便打算将自己手上这对造型、图案与大维特基金瓶几乎完全一样的象耳瓶捐赠给国家最高文物部门，以展示于世人面前。与向家林的遭遇一样，这一捐赠的义举却让他陷入了一个长达十年的尴尬与抗争局面中。尽管有眼学家和大量民间收藏家肯定他的两只青花象耳瓶是元瓷珍品，然而，更多的是权威部门专家的置疑和否定。# @2 j7 a. C9 s( @5 i1 X
为了给自己收藏的元青花瓷瓶验明正身，宁志超开始了漫长的科技鉴宝之旅。从花甲奔波到古稀，从澳大利亚五龙岗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的测年试验，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常量元素胎分析，再到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李政道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核分析室、同步辐射实验室等金属系统的测试……
“为了检测，我那象耳瓶的底几乎成了筛子”，银发苍苍的宁志超异常悲愤地说。
最后对比的数据基本确定了这对象耳瓶的元代出生证，只是这仍抹不去传统眼学家们心头的疑义。
“文物收藏界往往会犯同一个错误，那就是按传统的陋习，有器物必须要权威们去说对错，久而久之，权威也就自然地认为自己说假它就真不了。其实，这是权威将学术权威变成权术权威的结果。在学术权威面前，器物的真伪是器物本身决定的，无论谁说什么和怎么说，都不可能影响和改变器物的本性。但是，在权术面前，器物的真伪就是由权威决定的。有时虽也判断错误，却无可更改，因为这种错误只在真理与权威利益冲突时出现。近几年因民间出现大量元青花瓷，权威说假，收藏家说真，双方各持己见。收藏家们已经提供了大量人文与自然科学的证据说它们所以真，而权术权威没有也无法提供确凿的科学证据，迄今为止只能是空口白话。但至今不承认错误，原因就在于他们手中有的不是学识而是权。”3 N3 X C7 K- X% O+ {: I7 P1 U
显然，宁志超也是个倔强的人，为了坚持真理，更方便与这些权术权威斗争，搞机械工程的他开始研究中国文化。现在，他已修得一手漂亮的“战斗”檄文，还出版了几部元瓷研究专著。( v' I0 ?; z0 b. o' Y; l
“不容易啊！十年前，只有我自己孤军奋战，可现在，全国起码有三十万人在为此斗争！”宁志超感喟道。! I* C( Q: e1 f% m
尽管辛苦“战斗”了十年，宁志超还比较乐观：“器物的出世很困难，世代都在努力。若拿出来就是说真的，也就失去其意义了。……关于我收藏的元青花云龙象耳瓶，自决定捐赠给故宫那天开始，在中国古陶瓷研究和鉴定领域里，人文和自然科学多方位多角度对同一件器物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争论和探讨，还是第一次。它有如这个领域改革的催化剂，一次追求真理的大革命。同时，在这对大瓶之前，完全暴露了人文与自然科学在古陶瓷研究和鉴定工作中各自本职的致命弱点，即道德与学识的双重缺失暴露无遗。至于这对大瓶到底是真是假已在不言中。我实在感到很累，不想与任何人继续进行那些毫无意义的争论，尤其是那些常识性的问题……我的象耳瓶无足惜，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今天整个中华大地上出现的所有元青花平反昭雪，为改写中国陶瓷史作出努力！”$ z4 F5 W# A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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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的冲突：我们不能再做敦煌的王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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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将被确定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今年6月10日，我国将迎来第一个“文化遗产日”。; I8 @/ I- v; t$ f+ I( e& R
我们惊喜地看到，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百姓，已经开始重视起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了，年初全国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办得轰轰烈烈，参观人次空前。现有的成绩鼓舞人心，但是，不得不承认，目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还刚刚揭开序幕，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繁华的表象。虽然这种说法有些残酷。全国一刀切的“现代化”模式的迅速推进，正把我们逼进继“文革”之后又一个抢救文化遗产的时期。这是机会更是挑战，还有一个又一个难关等待攻克。
仍以古陶瓷界为例，现在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公立文博系统的鉴定力量与民间收藏鉴定力量的冲突。之所以这样指称，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公立文博系统的学术权威、专家们具备了影响这些文化遗产走向的权力和能力。公立与民间两股力量将学术话语权、市场话语权的争夺，演化成不见硝烟的冲突。8 [. f$ i* H3 E2 ]$ R; ^
用宁志超的话来说，这应是摆在中国文物主管部门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也是摆在中华民族13亿同胞面前的重大问题，它是中国古陶瓷研究和鉴定领域何去何从的大是大非问题，也是专家学者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态度以及对人生重新选择的重大问题。它与国运、国脉和国家昌盛发达密切相关。- g" W" L& n' d) n
记者在《中国收藏报》上看到了一段正好应景的文字：
上海博物馆老馆长，著名专家马承源先生生前曾说：“如果没有民间捐赠，就没有今天的上博。”上博老馆长发自肺腑的一句话，不仅是对民间收藏的赞誉，更是对国家收藏做大做强的忠告。但是如果不能礼遇那些民间捐赠者，势必影响到他们的积极性。但这一问题在今天看来仍然没有解决。! V) M" Q% Y: ^6 L( i3 ?
名声斐然的上海博物馆这五十年是不易的，因为它原来没有底子。但如今，上海博物馆拥有文物近一百万件，其中珍贵文物十二万件，包括青铜器、陶瓷器、书法绘画、玉牙器、甲骨、玺印等二十一个门类。这些馆藏中，私人捐赠是主要的来源之一，从五十年代顾榴捐赠“过云楼”书画，到七十年代李政道博士捐赠宋代白釉刻花瓶，再到菲律宾华侨庄万里捐赠“两涂轩”所藏精品，五十年来，正是许多新老友人慷慨无私的捐赠，使得上博成为了享誉海内外的艺术珍品“聚宝盆”。再让我们来看看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来源：到目前为止，来自捐献的文物已超过 20多万件，解放前有13 名捐赠者，从 1949 年到 1999 年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时，共有 573 人向故宫捐赠文物，而从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之后，又新增了 20多名捐赠者。
在广大普通老百姓中间，有一大批热爱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强烈的责任感并愿意自觉挺身而出捍卫这些文化的有识之士。沧海一粟的努力或许微茫，但凝聚起来，就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涛天巨浪。
同时，在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专家和学者被自然而然地推到了台前，他们是遗产保护政策的实施者，是遗产保护决策的高参，可以说，文化遗产掌控在他们的手中。一旦在这些文化遗产命运的主宰者中出现了一些可怕的 “伪学术”权威，他们伪科学的态度将不仅打压民间志士的积极与热情，更将导致国宝损毁、流失等不可估量的错误，与国家和民族利益背道而弛。是趋炎附势？还是坚持可贵的良知？选择一定是痛苦的，但是选择不容回避。
文化遗产保护的形势非常严峻。归根结底依然是认识问题。9 h7 I! Q6 K$ e* G; D+ X- w
“日本人在见到我收藏的定窑时，都激动得顶礼膜拜”，向家林说，“但是我们的所谓专家却不屑一顾，一张口便封杀了它。”这种面对历史文化遗产态度上的对比，让向家林黯然神伤。只有尊重文化的人，才会对文化遗产心怀虔诚；也只有对文化遗产虔诚的人，才会不遗余力，奋不顾身去捍卫这些文化遗产。
在镇江向家林先生家中，我们还欣赏到了一件“宋定窑青花碗”，如果这件小碗果真是宋定窑器，那么，可以看到青花瓷与定窑有着不解的渊源，而且宋代已经比较成熟。同理，假如宁志超所藏的象耳瓶果真是元青花瓷，那么可以证明我国青花瓷的成熟期远在宋末元初，而不是现在通行的元代至正前后，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华夏子孙手中的象耳瓶比英国伦敦博物馆中那对破损的至正型标准器更有代表性。
但是，向、宁二位所面临的尴尬局面一日不解决，文化遗产保护的争议和危机就一日存在。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是公立系统与民间的博弈，也是现代化与历史文化的博弈。4 c r' E$ b; a) i! p1 i
无情的事实表明，人类文明进程中，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保护有时并不是按我们想当然地那样顺利发展的，人们的认识有一时难以逾越的悲哀。
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精雕细刻慢慢去做的事情。是像有的专家提出的争取在电视上开辟一个文化遗产频道，将优秀的东西介绍给观众？还是像有的专家提出的应当确立和强化文化遗产的整体概念，建立适应文化遗产保护的体制和机制这样耽于口号式主义式的空喊？不能否认，这些建议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然而，文化遗产关乎国家和民族利益，故在这个节点上，必须问题与主义并重。
或许我们更需要反思，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冲突？是遗产保护的规则，还是现行规则背后体制性的漏洞？向家林、宁志超的遭遇背后所蕴藏着的种种问题与疑惑，它们所暴露的不仅仅是文物捐赠自身的不足，更折射出了博物馆的体制亟待完善以及国藏、民藏如何对接的问题。毕竟文化事业的投入仅仅只靠国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寻求国家收藏和民间收藏的融合。因此，对于民间捐赠者，国有博物馆应在鼓励的同时，也应更多地为收藏者们考虑。这应是一场全民的运动，只要有正确科学的引导，它还将成为一场空前的全民爱国运动。, C, F5 P* e/ q. l0 p
让人欣慰的是，虽然这场博弈的出现会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复杂利益关系，但现实中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对器物本身真伪优劣的评判。它表明在保护民族文化遗产路上，民间力量在正由自发走向自觉，甚至不畏学术强权，坚持真理，勇于创新。这是思想意义大于实际作用的标志性事件！
有些错误绝不可以犯第二次。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再做失守敦煌，让上万件文物珍品流失的那个无知的王道士，而应该像罗振玉、陈寅恪、梁思成那样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将燃烧了百年的保卫中华文化遗产的薪火，世代传承下去。
